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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我听了这话,有点忍无可忍,因为自从离开迈克蒂亚机场以来,我几乎连个警察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我转过身去用西班牙语说:“请问部长先生,护送我们的警察在哪儿?”我们汽车周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副总统厉声对我说:“告诉司机向右拐!”我向司机重复了这句话,他照办了。我们的车子在那条偏僻的街巷开了几百码,街上行人稀少,一片寂静。我们已经摆脱了人群,进入了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副总统要我让车停下。然后他请我到后面去看看他的夫人,问她情况如何,并转告她,他自己安然无恙,准备去大使馆。我下了车,走到她的汽车跟前,见她坐在车里泰然自若,双手放在膝盖上。

  我对她说:“尼克松夫人,副总统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很好,我们现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她抬起头来看看我,平静地说:“告诉他,我也挺好,不过刚才我在这儿从后面看去,可真够热闹。”我不能不钦佩她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种勇气和这样的镇静态度,尤其是她坐的那辆车被拦在后面,同我们的车隔开了,可以说她是坐在“前排席位上”观看了人们对她丈夫的那辆车的围攻。她的车窗也全被打破了。副总统的秘书罗西·玛丽·伍兹与尼克松夫人同乘一辆车,也很镇定自若。

  我们把委内瑞拉外长顺路送到一家医院去治眼睛。其实,他伤得并不厉害——不过是飞进了一小片碎玻璃,但惊吓甚于伤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我们便驱车前往美国使馆。斯帕克斯大使也在我们的车队里,大使夫人是一位非常沉着的比利时妇女。根据原定计划,我们应该下榻在豪华的委内瑞拉官员俱乐部,现在我们三、四十人,却出乎意料地来到了使馆。但几分钟后,大使夫人就为大家准备了吃的、喝的,我们吃上了烤面包。

  过了一会儿,委内瑞拉总统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来到了美国使馆。他是前来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的。他也把此事看得很轻松,只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和他所想到的其他一些人,而偏偏没有提到共产党,但这一事件恰恰是共产党人应负主要责任;同时还应归咎于政府的疏忽和无能,它把保证副总统安全的任务全盘交给了城市警察而不调军队进城。况且关于发生抗议尼克松先生访委的暴力行动,政府事先已得到过警告和威胁。当然,参加这些暴力示威游行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人,但正象共产党人经常所做的那样,他们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控制者。毫无疑问,在场的许多人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对既富有又强大的美国人怀有某种厌恶或妒忌的心理。

  拉腊萨瓦尔总统是个矮小精干的人。他自称是民主分子,打着反对独裁统治的招牌大做文章。谁都知道,他在佩雷斯·希门尼斯手下工作过,是委内瑞拉现代史上第一个海军上将,而任命他为海军上将的人正是现在他所谴责的那个独裁者。

  他离开了使馆。后来我听说,在下山的路上,他的汽车也遭到石头的袭击,车窗也被砸碎了,袭击者就是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尼克松的那些人。应该说我有点幸灾乐祸,虽然他的汽车是防弹的,但他至少尝到了我们早些时候尝到的那种滋味。

  晚上,国防部长卡斯特罗·莱昂将军不顾拉腊萨瓦尔和政府的反对,把军队开进了城,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接着举行了由新闻界人士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先生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克制,他说,他相信白天的事件并不代表委内瑞拉人民的真正感情,而是捣乱分子、职业仇美分子搞出来的。

  在这之后,一批委内瑞拉的政党领导人拜会了尼克松。他对他们坦率得多了。他对当地政府无力维持最起码的法律和秩序——尽管在闹事前已得到多次警告——表示十分忧虑。但这些政党领导人都坚持应把这一事件归罪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仿佛这个独裁者不是流放在迈阿密,而仍然在掌权。本来,肯尼迪政府要把这个独裁者交给委内瑞拉政府审讯,但他被囚禁多年后,一直没受审讯,最后还被选为加拉加斯市议员,但由于当地对民主程序的古怪解释,所以一直未能就职。从他被选为加拉加斯议员这一事实看来,这个独裁者可能并不象我们所听说的那样为众人所痛恨。

  看到使馆里的人实在太多,我便对大使夫人说,我想进城去看看,顺便在城里吃顿饭。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市区,在一家饭馆吃了饭。人们可以感觉到城里的紧张气氛,但那家饭馆还照常营业。我没花几个钱,就吃了一顿美餐。当地饭馆的价钱一般都便宜得惊人。

  吃完饭,我上山回到使馆。我宽慰地看到,使馆已由国防部长调进城的军队警卫起来。当晚,代表团成员长时间讨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以及副总统应怎样离开加拉加斯的方案。他的几位顾问主张尼克松去城市另一头名叫拉·卡罗利纳的小机场乘C-47型飞机离境,而不要再穿过城市到迈克蒂亚机场。但我强烈反对,副总统不能从后门溜走,应该昂首阔步按原路回去,委内瑞拉政府应该保证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并非夸夸其谈,因为假如我的意见被采纳,我就得和尼克松同乘一辆车去机场。

  我们还决定,如果城里平静,就争取完成原定第二天日程中安排的大多数活动。

  商定以后,我们便上床就寝。我还睡得很酣呢!机长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一直带在身边,以便与华盛顿联络。华盛顿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甚为惊恐,命令两连海军陆战队作好一级战斗准备来搭救我们。很难说这两连海军陆战队在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能起多大作用,但不管怎样,这是当时下达的命令。尼克松先生为此生了气,他认为这既无必要,又耸人听闻。

  第二天,我们得到报告说城里十分平静。副总统在其夫人陪同下,按原计划活动,参观了一家医学实验室和其它几个单位。当我们经过大学时,当局显然很紧张。加拉加斯大学享有中世纪的庇护权,警察不能入内,任何罪犯都可以躲在校园里而不受到警察的追捕。这里一直是共产党发动暴乱的温床。几年后,警察进入了该大学,在那里发现了不少坟墓。

  很难相信,在二十世纪竟然还存在这类古代的特权,而这也正是委内瑞拉许多骚乱的根源。

  我们参观了安排中要去的各个地方。第三天早上,我们终于驱车出城,所经街道人迹稀少,只有曾用来驱赶人群的催泪弹的烟雾在上空飘扬。我们很顺利地到了迈克蒂亚机场,离开了加拉加斯。当飞机一起飞,机舱内立即发出一片欢呼声。我相信,当时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终于离开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接替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的政府是如此软弱无能,它在重建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实际上是在为那些极左政党采取这类暴行和恫吓大开绿灯。如果听任这些极左分子恫吓美国,以致使我们的政治家不能再出国活动,那么,当我们要对付其在我们和美洲兄弟之间所制造的矛盾时,我们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如果不是束手无策的话。

  我们顺利而又愉快地飞到了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并受到了地方长官路易斯·米尤诺兹·马林的接待。尽管他在政治上与尼克松先生很不一样,但他热情而尊敬地欢迎了尼克松先生。我们在圣胡安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飞回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了对尼克松先生的盛大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白宫把我拉到一旁,说道:“我对迪克·尼克松是非常看重的。但请告诉我,有人想把尼克松从车里抓走的时候,他到底表现如何?”此人是接近政府上层人士的,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感到讨厌。我冷淡地回答说:“我所能告诉您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美国副总统感到骄傲。”他有点局促不安地说:“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不得体的。”我没有再答腔。也许尼克松先生的这一形象与大多数报道不相符合;我只能说,我在这里是如实地记录了这次出访中我所见到的和观察到的一切。尼克松先生显示了他的智慧、勇气和判断力。后来一九七三年在欧文委员会作证时,我也对尼克松先生的这种品质表示过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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