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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当我们穿过大楼时,那些站在阳台上示威的人就从头顶上向我们吐唾沫。唾沫密如雨点,简直无法躲避,二、三层,甚至三层以上的阳台都站满了人。我们压住心中怒火穿过了大楼。我看出尼克松副总统极为恼火,我也由于生气和感到无可奈何而差一点失去了控制。这帮家伙眼看着我们无力还击,眼看着警察对骚动听之任之而显得极为得意。警察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副总统的汽车已停在那里,当地警察把一大群示威者拦阻在离副总统约四、五英尺远的地方。他们无法靠近他,但照样能吐唾沫、起哄、骂人。雨点般的唾沫又开始掉在副总统及其夫人和我的身上,有的甚至溅到了委内瑞拉外长身上,但他似乎并不介意。我和副总统、委内瑞拉外长一起坐前面的那辆车,副总统坐在后排右手,外长坐在左手,我坐在外长前面的折叠椅上,副总统前面的折叠椅上坐着一名保镖,另一名保源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当我们的车子穿过嘲笑叫骂的示威者,离开机场大楼之后,委内瑞拉外长转向尼克松先生,苦笑着说:“请你别把这件事情看得过于严重。这不过是出于一些年轻人的兴奋心情,他们在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漫漫长夜后,呼吸到了醉人的自由空气。”尼克松先生看了看外长身上、他自己和我身上的唾沫,冷冷地答道:“如果你们不学会控制这些暴民,将会出现另一个独裁政权。到那时,相形之下佩雷斯·希门尼斯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委内瑞拉外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指给我们看眼前的漂亮的公路。这条公路从机场附近的沿海地区通往海拔三千英尺的加拉加斯市区,它沿着海边的陡坡蜿蜒上升,途中景色颇引人人胜。外长告诉我们,这条路的造价高达每公里数百万美元。对于美国副总统刚才受到极大的侮辱,而那些委内瑞拉警察却呆在一旁,几乎袖手旁观,他仿佛毫不介意。我发现四周没有军队,一切保卫工作似乎都交给了警方。一路上还算平静,汽车在滨海公路上疾驰,很快就进入了加拉加斯的新建设区。在我们前面还有几辆小汽车,一辆满载着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大卡车就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驶抵加拉加斯市郊时,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停着两辆被人扔下的小汽车,而路中央的安全岛又很高,无法越过它到另一条行车线上去。我们的车不得不随着前面的卡车停下来。这时,、从公路两旁的灌木丛中涌出来一大群人,手里都拿着棒球棍、铅管和石头Z我始终没搞清楚,原先护卫我们的摩托车队这时跑到哪儿去了,反正都不翼而飞了。暴徒们开始用铅管、棒球棍击打我们的车子,而坐在一辆正在被人敲打的、车门又紧闭的汽车里,就象坐在一个鼓里一样。副总统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尼克松夫人正坐在我们后面的那辆车里注视着眼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个保镖走到我们汽车周围,他们既想要保护车子,又怕伤害了委内瑞拉人,但当暴徒猛击车窗并想敲碎玻璃时,保镖们便将他们拦开。

  坐在我旁边折叠座上的那位保镖拔出枪来说:“让咱们打死他几个王八羔子离开这里吧!”尼克松先生却非常镇定地对他说:“把枪放下!等他们打开车门要抓我时,你再拿枪,现在别拿,我不叫你开枪,你就别开!”保镖听了他的话,把枪收了起来。

  这时车窗外面那一张张气愤的脸孔也真值得一看,愤怒、仇恨、恶狠狠的表情简直使人觉得可怕。我看见一个男人的大衣掀开了,一支手枪掉到地上。当时我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捣乱分子呢还是警察,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警察,但他并没有为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恶棍的伤害而出什么力。

  尼克松先生镇静地坐在后面座位上。我们前面那辆车上的摄影师,对这场围攻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劲儿地忙着抢镜头。记得我当时有点惊慌,不知所措。我担心自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始终没有人开枪,这多少使我放了心,我并不认为有人会要我的命。一般说来,怕遭人杀害时会引起最恐惧的心理。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天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吧!

  委内瑞拉外长的神色非常不安。他坐在后面座位上,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当一块石头打破了他身边的车窗、玻璃碎片飞溅到他身上时,他简直要发歇斯底里了。我我还记得有一个男人站在车外,手里拿着一大块金属制品,看上去象一个炮弹壳的底盘。我希望他把它扔进另一边的车窗里去,别往我这边扔。他桌然往那边扔去了。正当我从我这边的车窗往外看时,从人群中飞来一块石头,正巧打碎了我面前的车窗,碎玻璃片溅了我的脸。

  副总统问我是否受了伤,我说我自己觉得没有。我将嘴里的玻璃碴子吐在车板上,扭头刚要答话,尼克松说:“嗯,也许你没有受伤,但你的嘴在流血!”他接着又说:“把玻璃片吐出来吧,今天你还得为我翻译呢!”我吐出玻璃碴子,但心里却怀疑是否已吞了几块下肚了。这时,愤怒的人群还在敲打着我们的汽车,想法摆脱这一困境似乎极为困难。可是,奇迹出现了,横在我们前面的两辆汽车竟然开走了。我不知道是谁把它们开走的,是保镖呢还是委内瑞拉警察,或别的什么人,反正它们终于被人从路中央开走了。

  这时,我们前面那辆载着记者、摄影师的卡车也开动了。它二开动,我们的车子也跟着动了,并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出去。暴徒们跟着追了一阵子,但汽车开足了马力把他们甩在后面,车队的其他车辆也跟了上来。我们穿过了相形之下颇为空旷的街道,经过名叫埃尔·西伦锡俄的主要新市区后,便进入加拉加斯市中心。我们拐进一条窄小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伟人祠,祠内埋葬着半个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遗体。按照原定日程,我们要去那儿向这位解放者的坟墓献花圈。我们的武官戴利中校正带着花圈等候在那里。当我们驶进这条又长又窄的街道时,我发现这里也站满了一大群怀有敌意的人。我便转身对副总统说:“副总统先生,您不能去玻利瓦尔墓。”

  他瞅了我一眼,说:“那么,咱们上哪儿去?你熟悉加拉加斯吗?你以前来过这里吗?”我回答说:“来过,先生。如果我们从这里向右拐,很快就能到住宅区,到美国使馆。使馆在一个山顶上,等他们追到那儿,也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最要紧的是,这样我们可以绕开已经公布的您的车队的路线。”尼克松先生对我说:“那么,告诉司机拐弯吧!”委内瑞拉外长因为眼睛里飞进了玻璃片,一路上没讲话,靠在后面座位上差一点要抽泣起来了。这时,他开了腔,他说。“那简直是发疯,那条路上可没有警察保护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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