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30)_沃尔特斯

三〇

　　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同总统一起驱车去豹宫与佛朗哥会晤。见面后先进早餐，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所以艾森豪威尔让我给佛朗哥讲个故事。那个故事他听我讲过，觉得很有趣。情节如下：

　　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一个名叫杜邦的上校。此人特别
　　勇敢，这在上校中是常见的；但又特别愚蠢，这在上校中却是
　　罕见的。他是个将军迷，这在上校中很普遍。拿破仑说，他知
　　道杜邦很勇敢，但他决不能让法国军队有那么一个愚蠢的将
　　军。然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拿破仑看见杜邦带领卫队的
　　骑兵冲锋陷阵，把俄国人和奥地利人一个个打得人仰马翻，胜
　　利在望。忽然，杜邦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从马背上摔下来，原
　　来他中弹了。拿破仑深受感动，便派他的副官和外科医生拉
　　瑞去救护。不久，年轻的副官骑马回来，对拿破仑说：“陛下，
　　杜邦上校的脑袋被打穿了。子弹从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
　　出来。拉瑞说，他现在还有知觉，到傍晚就性命难保。”拿破仑
　　想了一会儿说：“傍晚就会死去。这样吧，你去告诉他，我刚提
　　升他为将军。”年轻的副官快马加鞭，直奔救护棚。这时，拉瑞
　　正在给这位新将军治伤。他让杜邦喝了好几口白兰地，然后
　　锯开他的头，把头盖放在桌上。他的大脑已散开，拉瑞正设法
　　把它捏在一起，这时，副官冲进帐篷，宣布说：“拿破仑皇帝刚
　　提升杜邦上校为将军。”杜邦喝了拿破仑的白兰地，酒意正浓。
　　他的大脑还在桌上，但他闻到白兰地的酒气，听到了“将军”这
　　个富有魅力的字眼，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头盖放回头上，
　　踉踉跄跄地朝帐篷门口走去。拉瑞边追边叫：“我的将军，不
　　能这样走啊。你的大脑还在桌上哩。”杜邦醉醺醺地回答说：
　　“去它的吧。我当了将军，还要它干什么？”

　　在座的人——其中有些是将军——哄然大笑。佛朗哥也笑起来，诙谐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你注意到没有，那些不是将军的人笑得更起劲啊？”我没想到佛朗哥竟这样幽默。他还说：“现在的将军们这么差劲就因为他们是从最好的上校当中选拔的。”这句话引得在座的将军们放声大笑。后来，我们到佛朗哥的书房，简单讨论了美国的基地问题。佛朗哥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过不了几年就会象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后来情况果真如此。艾森豪威尔问他对苏联人的意图有什么看法。佛朗哥心平气和地说了说，他对苏联人的意图作了一个最客观、最冷静的估计，即：避开大战而处处进逼，你退我进，这边严重受阻就向那边推进。他预言苏联人将千方百计破坏西方国家奋起抵抗的意志并打消他们认为有东西值得保卫的信念。在这方面，又证明了他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预言家。多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他，同他研究他去世后西班牙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还是那样冷静，那样客观。

　　我们从豹宫乘直升飞机去托雷洪空军基地。直升飞机起飞时，佛朗哥神态自若。几分钟后，艾森豪威尔问这位西班牙领袖是否经常乘坐直升飞机。他说以前从未坐过，这回答使我深感惊讶。看他那镇静自若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没坐过直升飞机。他和艾森豪威尔在机场热烈拥抱，然后艾克登上飞机。我在飞机后部相当大的机舱里靠窗而坐。当飞机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向我们挥手告别。看到这情景，我说：“看他们的口形，我就知道他们大家在说什么。”飞机上其他的人信以为真，问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回答说：“很怪，他们都在说同一句话。”“什么话？”大家都想知道。我口答说：“他们都在说，‘谢天谢地，他们可走了！’”这话引起一阵哄笑，但也许非常接近事实。总统的一次访问对于东道国和美国驻该国大使馆来说都是一次精疲力竭的经历。

　　我们继续飞往卡萨布兰卡，对摩洛哥进行访问。在这里，我们受到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欢迎。双方在机场发表了我记忆中最简短的讲话。然后两位国家元首驱车进城，成千上万的摩洛哥人骑马夹道欢迎。从山区来的部落土人骑马跟在车队旁边，对空鸣枪，使特工人员惊愕不已。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位美国总统面前，听见这么多枪声。午餐的时候，王储哈桑走过来，跟我谈起一九四二年那几次会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还是有人告诉他的。总统告诉摩洛哥人，我们将撤走在摩洛哥的空军基地。摩洛哥曾是法国的保护国，这些基地是法国人在那个时期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我还曾陪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他因回肠炎动手术，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疗养，但他仍决定前往参加会议。他认为，向拉丁美洲人民表明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责任感使他带病完成了此项任务。他接见了几乎所有与会的总统，当然我都在场。他参加会议或社交活动，我也总在他身旁，所以我知道他为此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会议中途，要在巴拿马市商业区举行一个仪式，每个总统都将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将是好长一段难熬的时间。我正式被派去见几位总统，请他们讲话简短些，并请他们将此意转告他们的同僚。那几位总统都表示理解，并答应尽力去做。后来，各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总统各讲了约三分钟。接着厄瓜多尔的当选总统何塞·贝拉斯科·伊瓦拉开头表示要说短话，但结果讲了四十五分钟。我不禁寻思，倘若他不决定说“短”话，他的讲话该多长呢？总统在会场上坚持下来了。贝拉斯科结束他的长篇演说后，我低声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先生，您还好吧？”他低声回答：“嗯，差点不行。”

　　会议期间，他轮流接见了与会各国的总统。参加会见的多米尼加人都佩带着几乎露在外面的零点四五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使特工人员深感不安。所有这些接见都由我作翻译。我还得写出每一次会谈的备忘录，作为会议记录。有几位总统，如尼加拉瓜的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英语讲得很好。但我为其他所有的人作了翻译，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讲法语的海地总统让·马格卢瓦尔。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取得看得见的、真正的成果，但很有助于向我们南面的邻邦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远东。他们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刚刚动过手术就来参加会议，认为这是美国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关心和友好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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