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127)_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二七

　　▼六

　　“我不愿撒谎：六个月来，现实也诱我上了钩，有时竟使我迷恋到忘记我死期将至的地步，或者不如说我不愿意去想它，我甚至工作起来了。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前，当我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我停止了一切交往，抛开了我以前的所有朋友。由于我一向是个郁郁寡欢的人，所以朋友们很容易就把我忘掉了。当然，即使没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忘掉我的。我在家中的处境，也就是‘在家庭里’，也是孤独的。

　　“五个月前，我一劳永逸地把房门从里面锁上，让自己和家里人住的房间完全隔绝。家里人一向顺从我，除了在一定时间前来收拾房间并给我送饭以外，谁也不敢进我的房间。母亲非常害怕我下的命令，我有时决定让她进屋，她甚至都不敢在我面前哭泣。她常常为了我而殴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吵闹，不许他们打扰我。可我还是常常抱怨他们总是喊叫；问题就在于他们现在大概还很爱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样称呼他，我认为我把他折磨得够受。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都很自然，人们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折磨。

　　“然而我发现，他所以能忍受我的坏脾气，是因为他仿佛早就发誓要宽恕生病的人。当然，这叫我生气；但是看来他想模仿公爵那种‘基督徒的恭顺’，这未免有点可笑。他是一个年轻的、热心的男孩子，当然什么都要模仿；不过我有时觉得，他已经到了用自己的头脑生活的年纪。我很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替别人跑腿的苏里科夫。我经常向他证明，他贫穷全怪他自己，末了他竟害怕起来，不再来看我了。

　　“他是一个很温顺的人，再温顺不过了（注意^[15]：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点应该向公爵请教，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里上楼到他家去看看他所说的那个被他们‘冻死’的婴儿的时候，我无意中朝他的婴儿的尸体冷笑了一下，因为当时我又开始对苏里科夫解释，说这都‘怪他自己’，这个可怜虫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房门，悄悄地，也就是几乎像耳语般地对我说：‘您走吧，先生！’我走了，这使我很高兴，就在当时，甚至就在他赶我出去的那当儿，我就很高兴。

　　“但是事后我回忆起来，他的话却叫我难过了很久：我本来根本就不想可怜他，不料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不起他的恻隐心。甚至在受到这般侮辱的时候（因为我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初衷），甚至在这种时候，这个人都不会发怒！虽然当时他的嘴唇在颤抖，但是我可以起誓，这决不是由于愤怒。他抓住我一只胳臂，毫不生气地说出了‘您走吧，先生！’这句极其动人的话。他举止庄重，甚至很有气派，这跟他毫不般配（老实说，因此也就相当可笑），可是没有愤怒。兴许他不过是突然看不起我了。

　　“从那时候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碰见他，他忽然在我面前摘下帽子（先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但他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站住，而是不好意思地从我旁边跑了过去。如果他这是蔑视我，那他也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他是在‘温顺地蔑视’。他摘下帽子也许只是由于害怕女债主的儿子，因为他常欠我母亲的债，怎么也摆脱不掉债务。这是最可能的。我本想对他作一番解释，而且确切地知道，十分钟以后他就会向我赔罪；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不理他为妙。

　　“在这时候，也就是在苏里科夫把婴儿‘冻死’的三月中旬前后，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病情大有好转，这样持续了大约两周。我开始出门，多半是在黄昏时分。我喜欢三月的黄昏，那时天气开始变冷，人们点燃煤气灯。我有时走得很远。有一次，在六铺街上，一位‘贵族’在黑暗中追上了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拿着一个纸包，穿着一件短小难看的外衣，——薄得不合时令。他走到路灯下面的时候，在我前面约有十步远，我发现有件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我急忙把它拾起——拾得正是时候，因为有一个穿长衫的人这时已跳了过来。

　　“但是，他看见东西落到我的手里，也不跟我争论，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我手中之物，就从旁边溜走了。那玩艺儿是一只很大的、旧式的、精制的山羊皮钱夹，塞得满满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猜到里面装的是别的东西，决不是钱。那个丢东西的行人离开我已约有四十步，很快就在人群中消失了。我跑上前去朝他喊叫；但是由于我只能喊‘喂！’此外什么也喊不出来，所以他也没有转过身子。他突然朝左一拐，走进一幢公寓的大门。等我跑进黑黢黢的大门时，已经不见人影了。

　　“这幢公寓很大，是投机商修建的那种分单元出租的庞然大物之一；这种公寓有时有上百个单元。我跑进大门时，觉得在右边，在大院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行走，虽然我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我跑到那个角落，看见有一个通楼梯的门。楼梯很窄，非常脏，一盏灯也没有。但是可以听见高处有一个人还在顺着楼梯往上跑，于是我也跑上楼梯，心想等到有人给他开门时，我就可以追上他。就这么办。每一段楼梯都极短，但是段数却多极了，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五楼上有一个门打开后又关上了，我在二楼的楼梯上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了上去，在楼梯台上歇了一口气，再去找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末了，一个正在很小的厨房里生茶炊的婆娘给我开了门。她默默地听了我提出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听懂，又默默地给我打开旁边一个房间的门，那个房间也很小，而且低得要命，放着一些粗劣的必备家具，还有一张挂着床幔的又宽又大的床，‘捷连季伊奇’（婆娘这样喊了他一声）就躺在上面，我觉得他喝醉了。桌上铁烛台里的蜡烛头已快燃尽，还有一只几乎已倒空了的酒瓶。捷连季伊奇对我咕哝着什么，又向里屋的门挥了挥手，当时那个婆娘已经走了，我除了去开那扇门以外就毫无办法。我就如此行事，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面那一间更窄更挤，我甚至不知该在哪儿转身；墙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占了好大一块地方；其余的家具总共只有三把普通的椅子，上面堆满各种破衣烂衫，一只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放在一个漆布面旧沙发前面，因此桌子和床之间几乎就无法通行了。桌上摆着一个跟前面那个房间里一样的铁烛台，点着一支脂油蜡烛。一个小小的婴儿在床上尖声哭叫，从哭声判断，他也许刚生下三周。一个有病的、面色苍白的女人正在给他换尿布。这女人看上去年纪很轻，很随便地穿着内衣，也许是产后刚刚下床。但是婴儿仍不停地哭叫，等着吮吸干瘪的乳房。另一个娃娃睡在沙发上，那是个三岁的小姑娘，看来盖着一件燕尾服。桌旁站着一位先生，他穿着一件很破的常礼服（他已经脱下大衣，大衣放在床上），正在打开一个蓝纸包，里面包着大约两俄磅白面包和两条小腊肠。此外，桌上还放着一壶茶和几块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没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破布的包袱。

　　“总之，乱得可怕。我觉得，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个人，无论是先生还是太太，都是体面人，但是由于贫穷而潦倒了，从此混乱状态终于战胜了任何想改变这种状态的尝试，甚至使人痛苦地感到需要在这种与日俱增的混乱之中寻找一种辛酸的、仿佛是报仇雪恨的快感。

　　“我进去时，那位先生也刚刚在我之前进去，正在打开他那些食品包，同时很快也很激动地和妻子说着什么。妻子还没有换好尿布，但是已经啜泣起来；她听到的想必照例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上去有二十八岁，他的面孔黝黑消瘦，长着黑色连鬓胡子，下巴剃得精光，我觉得这倒很体面，甚至讨人喜欢。他的脸色阴沉，眼神是忧郁的，但也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很容易动怒的傲气。我进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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