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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首先在于,选举作为一项原则,要求参加选举的人享有绝对的平等,用一个几何学名词来说,他们应当等量,而这一点正是现代政治永远做不到的。其次,社会大事只能凭感情的力量来完成,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将人们结集在一起,而现代的伪哲学却将法律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倾向于将人们孤立起来。从前,在各个国家里,宽宏大度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怀着慈母之心对待民众被忽视的权益和他们的痛苦,今天这种人却少得多了。因此,作为中产阶级之子的神甫们就反对物质的力量,而保卫各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敌人。教会有过自己的领地和世俗的权益,这似乎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削弱了它的行动。因为,神甫享有特权,就有点象压迫者了;国家付给他报酬,他就成了公职人员,应当为国家贡献他的光阴,他的心血,他的生命;公民们把他的美德视为义务,他的仁爱就不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就会在他的心中枯竭。可是,神甫一旦成了贫民,并且他心甘情愿当神甫,除了依靠上帝再也得不到别的依靠,除了赢得信徒们的心,别无其他财富,那时他会重新成为一名奔赴美洲的传教士,当一名使徒,成为普渡众生的大善人。总之,他依靠清贫治人,他垮在生活的优裕。”

  让维埃先生已经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众人默不作声,细细品味着出自一位普通神甫之口的如此新奇的话语。

  “让维埃先生,在您发表的许多至理名言之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贝纳西说,“您知道,我并不喜欢讨论新派作家和现代政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那种总体利益。依我之见,设想了一种政治制度的人,假若他觉得具有实现它的力量,就应当不事声张地夺取政权,采取行动;但如果他仍然处于普通百姓浑浑噩噩安之若素的状态中,那么想通过个人之间的讨论改变群众的观点,岂非疯狂之举?然而,亲爱的神师,我还是要和您争辩,因为我是在和心善的人说话,他们习惯于集思广益,在一切事物中寻求真实。我的想法在您看来也许十分离奇,但这是以往四十年的灾难启迪我深思的结果。今天,主张所谓立宪的反对派人士要求的普选制,曾是教会一项卓越的原则,因为,亲爱的神师,诚如您方才指出的,教会人士都是有学问的人,宗教感情使他们遵守纪律,他们的头脑里浸透着同一种体系,他们知道想得到什么,要走向何方。然而,现代自由主义借助于思想观点,轻率地攻击波旁王朝欣欣向荣的政府,这些思想观点的胜利将毁灭法兰西和自由党人自己。左翼的领袖们很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斗争纯属权力之争。一旦——但愿不致如此——资产阶级打着反对派的旗号,压倒了他们的虚荣心所不服的社会上层,这一胜利将立即招致一场资产阶级支持下的反人民的战斗,而人民不久便会把这个阶级视为贵族,尽管是斤斤计较的贵族,但它的财富和特权会使人民感到可憎,尤其当他们有切身感受的时候。在这场战斗中,社会——我不说国家——又将濒于死亡,因为劳苦大众每获得一次短暂的胜利,都会导致最大规模的混乱①。

  ①这里讲的故事虽然发生于一八二九年,但作者在此影射的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至十二月的里昂工人起义和一八三二年六月的巴黎武装起义。

  “这场战斗将是激烈的,无休止的,因为它建立在选民之间众多的意见分歧之上,在选票可以计算却不能称量的体系中,判断能力最差、但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将压倒社会德高望重之士。后果必然是:只有为了保卫更有限的特权而建立的政府才是坚强有力,因而也是更加完善的政府。我这里所指的特权并不是从前那种旨在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胡乱许给某些人的权利;不,它特指完成历次政权交替的社会圈子。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大自然在创造万物时都将生命力绷紧,以便赋予它更大的弹性: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这就举例说明我的想法。假设法国有一百位贵族院议员,他们只会引起一百种磨擦。如果您取消贵族院议员的称号,所有的富人都会变成特权阶层;您看到的不再是一百人,而是一万人,您将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创伤。因为对人民来说,不劳而获的权利就构成一种特权。在他们的眼中,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掠夺者。他们宁愿干看得见的活,而不理会使之更富足的精神产品。这样一来,您就使磨擦增多,使战斗扩大到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将它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攻击和抵抗一旦成为普遍现象,一个国家的毁灭就迫在眉睫了。富人总比穷人少;故而斗争一旦变为具体的,胜利就总在穷人一边。

  “历史可以证实我的假设。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征服了世界,就因为它确立了元老院的特权。元老院保持了统治思想的稳定。可是,当骑士①和新人们通过发展贵族阶级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时,国家便完了。不管苏拉②还是后来的恺撒③是否愿意,提比略④将它变成了罗马帝国,这一制度集权力于一人之手,使这种伟大的统治多延续了几个世纪。当这个永恒之城落入蛮族手中的时候,皇帝已经不在罗马了⑤。当我们这块土地被征服的时候,法兰克人将它瓜分⑥并创立了确保他们私有财产的封建特权。数百数千个首领占有了这个国家,建立了各种制度,以保卫他们用征服得来的权益。所以,只要特权受到限制,封建制度就得以延续下来。可是,当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贵人这个词最确切的译法——不再是五百,而是五万时,就爆发了革命。后来,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过大,反而变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甚至面对金钱和思想的解放束手无策。这种解放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既然在人民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战胜君主制度,无非是为了增加特权者的人数,那么,人民战胜资产阶级将是这一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动乱,它将采取的手段必然是无限制地给予群众普选权。谁投票,谁就要争辩。有争议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您能设想一个社会没有政权吗?不能。那么,提到政权,就要提实力。而实力应当建立在既决案的基础之上。正是以上诸种理由促使我认为,选举制度对于现代政府的存在最为有害。诚然,我认为我自己对贫穷受苦的阶级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关注,不会被指控为希望它受苦受难;然而,尽管我赞赏这个阶级勤勤恳恳、艰苦营生的态度,以及它任劳任怨的崇高品质,我仍然要说它是没有能力参政的。我觉得,无产者正是国家的破坏者,应当永远受人监督。所以,先生们,依我之见,所谓良心和自由这类含混不清又被人误解的词,曾被作为造反的信号和破坏的指令抛给人民,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选举这个词也即将造成同样的后果。所以我认为对民众的监督乃是支撑各个社会的正当和必要的措施。”

  ①骑士,古罗马奴隶主集团中的一个阶层,罗马共和国后期,骑士派和元老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②苏拉(公元前138—78),古罗马独裁者,权贵派的代表。他曾恢复了元老院的权势。

  ③恺撒(约公元前100—44),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为重建希腊-罗马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

  ④提比略(约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

  ⑤公元三九五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大量“蛮族”源源入境;公元四一〇年,西哥德人一度占领罗马城。公元四七六年,罗马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存至公元一四五三年。

  ⑥公元五世纪末,法兰克族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克洛维推翻西罗马帝国在北高卢(今法国地域)残存的奴隶主政权,建立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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