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娜母女(14)_巴尔扎克

十四

　　由于受着真诚爱情的激励——这种爱情能暂时改变最令人讨厌的性格，能揭示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迪阿尔起初象一个正派人那样行事。他强迫蒙特菲奥尔离开了第六团，甚至第六团所在的军，以免妻子在他留在西班牙的不长的时间里看到他。随后军需官要求调动单位、转到了帝国卫队去服役。他不惜任何代价想得到与他的巨大财产相称的贵族头衔、荣誉和声望。怀着这种思想，他在拿破仑军队在德国进行的一次浴血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然而他受了很重的伤，不能继续服役了。他很可能会少掉一条腿，于是被批准退伍，既没得到男爵爵位，也没得到他希冀的奖赏。倘若换了别人也许能得到。这件事，加上他的受伤，再加上希望的落空，使他的性格整个儿改变了。一度被激发起来的普罗旺斯人的热情顿时一落千丈。不过起初他还有妻子的支持，妻子见他努力肯干，有勇气有雄心，对他曾寄于某种程度的信任，而且比其他女人更能在生活的艰难挫折中表现得温柔体贴。在珠安娜的好言劝慰下，退役的营长来到巴黎，决心在仕途上谋个显要职位，让人不得不尊敬他，忘记他曾经不过是前线六团的军需官，好让迪阿尔夫人有朝一日得个封号。对这个迷人的女人的爱情使他能猜透她心底的愿望。珠安娜什么也不说，但是他理解她；她不象情人梦想的那样爱他，这一点他知道，因此想得到她的敬重，她的爱，她的眷恋。这可怜的人看见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温和、耐心，便以为幸福即将降临；然而这温和，这耐心之中流露了一种顺从忍让的情绪。当初，亏了珠安娜的这种情绪，迪阿尔才得到了她。顺从，这是爱情吗？每每在珠安娜对他表现出纯洁的服从时，他宁愿遭到她的拒绝；他常常恨不得献出生命，只要珠安娜肯靠在他胸前痛哭，只要她不强作笑颜掩盖自己的思想。很多年轻人（因为到一定的年龄，人们就停止奋斗了）想战胜自己的厄运，他们的生活不时受到厄运的威胁；当他们在不幸的深渊里挣扎时，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所作的不为人知的拼搏。

　　象许多人一样，迪阿尔什么都尝试了，但一切都与他作对。他的财产使珠安娜能享受巴黎的豪华生活，她有一个大公馆，几个宽敞的客厅，操持着一个排场很大的家，常来他们府上的有不少不太计较门第的艺术家，几个凑数的阴谋家，整天到处玩乐的人，还有某些时髦人物，所有这些人全是珠安娜的爱慕者。在巴黎表现自己的人必须学会主宰巴黎，或者忍受巴黎。而迪阿尔的个性不够强不够硬，也缺乏韧劲，不能左右那时的社交界，因为那时谁都想飞黄腾达。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的划分也许是一大好事，甚至对于平民百姓也是如此。拿破仑私下曾谈到，为了让朝臣们尊敬他，他曾花了多少心血，因为朝臣中大部分曾经是与他平起平坐的人。然而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迪阿尔是普罗旺斯人。在具有同等天才的情况下，一个生活在岛屿上的人总是比一个生活在大陆上的人更全面发展。科西嘉岛和普罗旺斯省虽然位于同一纬度，但不管地理学怎么认为，隔开这两地的海峡如同一个大洋，使它们成了两个国度。

　　迪阿尔处于一种尴尬局面，而他自己又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由此产生了他的巨大不幸。在最后导致故事结局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不易觉察的因果关系，人们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首先，巴黎的刻薄人每看到原军需官用以装饰公馆的那些油画便忍不住露出狡黠的微笑。从西班牙弄来的杰作招来每个观赏者无声的责备，结果前一天刚买来的油画珍品也给淹没在这种责备之中。被迪阿尔的发迹伤害了自尊心的人们就以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了报复。法国人擅长用双关语，其中有些话让珠安娜听懂了。在她的劝告下，迪阿尔把从西班牙得来的画送还塔拉戈纳城。可是公众却一味把事情往坏里想，有人说：“这个迪阿尔真狡猾，他把那些画给卖了。”一些正派人继续认为，留在客厅里的画不是以正当手段得到的。有几个嫉妒心重的女人四处打听，一个迪阿尔怎么能娶到一位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姑娘。于是引起了无休止的议论和嘲笑，巴黎人是精于此道的。然而珠安娜所到之处都遇到人们的尊敬，她的清白、虔诚的生活战胜了一切，包括巴黎人的诽谤；不过这种尊敬仅仅到她为止，她丈夫没份儿。她那女性的洞察力和透亮的目光在环视客厅时只能给她带来痛苦。

　　社会对迪阿尔的蔑视是极其自然的。军人们——尽管他们在人们想象中具有很多美德——不能原谅这位原前线第六团的军需官，就因为他有钱，而且想在巴黎崭露头角。然而，在巴黎，从圣日耳曼区的最后一家府第到圣拉扎尔区的最后一家公馆，从卢森堡高地到蒙马特尔高地，所有忙着穿戴打扮和爱说别人闲话的人，他们穿戴打扮是为了出门，出门是为了说别人的闲话。所有这帮委琐的或神气的人，这帮外表不可一世，内里一副媚骨，心怀低下的欲望和妒羡的人，这帮镀了金的和镀金剥落了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人，这些新兴贵族和贵族世家，这帮瞧不起暴发户的人，这帮惟恐影响了自己的名声的人，这帮总想打倒某种权力，打不倒时则对其顶礼膜拜的人；所有这些人在一个晚上都会听见、会谈论、会知道那个妄想在巴黎社交界得到荣耀的新来者是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的，他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虽然对于上流社会来说不存在什么重罪法庭，然而它却面对着最无情的检察长，这是一个法人，看不见摸不着，它既是审判官又是刽子手：它指控你，同时在你身上打上烙印。别指望能对它隐瞒什么，老老实实把你的一切都告诉它，它什么都想知道，也什么都知道。仿佛有一部信号机，能将任何地方发生的故事、丑闻、消息立即传送给它，这部无人知道的机器在哪里，是谁在操纵，你不用问。这是个社会之谜，观察家只能看到它产生的效果。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可以证明它的威力，举其中一例就够了。德·贝里公爵①在巴黎歌剧院被害，案件发生的第十秒种，消息便传到了圣路易岛最偏僻的角落。同样，从前线第六团传出来的对迪阿尔的评论，在他第一次举办舞会的那个晚上就渗进了上流社会。

　　①德·贝里公爵是路易十八的侄子，王位的推定继承人，一八二〇年二月十三日在巴黎歌剧院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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