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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这位老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我发现他立刻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漠不相关的橱窗前面驻足观看,背朝着我饶有兴趣地把橱窗里的什么东西指给那位陌生先生观看。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他肯定看见我了啊。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闲聊片刻。我表示赞同,心里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的。事后发现,他这样急匆匆地要来我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我立刻明白,他一方面想维持和我的友谊,另一方面不愿让人怀疑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所以不愿在这个小城市里再让人看见他和我交往密切。这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批常来我家串门的熟人再也不复露面,我的地位相当危险。

  我当时没有想过要离开萨尔茨堡,一去不返;但是我下定决心,比平时更加乐意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细小的紧张关系。可是我没有预想到,当我在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住宅时,这已经是一种诀别。

  我原来的目的是,正月、二月在法国度过,进行写作。我喜欢这个美丽的灵气十足的国家,视之为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杰·马丁·杜·加尔、杜阿美尔、维尔德拉克、让·理查·布洛希,这些文坛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著作在那里拥有的读者之多和在德国几乎相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外国人。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在北火车站进站,我就觉得我“回家”了。

  但是这一次由于情况特殊,我比往常出国更早出发,打算过了圣诞节才到巴黎。那么中间这段时间到哪儿去呢?这时我想起来,从我当大学生的时候起,我其实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没有再到英国去过。我对我自己说:为什么我每次出国总是前往巴黎,为什么不到伦敦再去过上十天半个月,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不用另外的目光再看看那些博物馆,再看看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于是我没有乘坐快车开往巴黎,而是乘坐快车前往加莱,在三十年后,照例在十一月天的浓雾中,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到站后,我惊讶的只是,我不是乘坐出租马车前往我的旅店,而是乘坐一辆汽车。阴凉柔软的灰色浓雾依然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瞥上一眼,但是我的嗅觉经过三十年,还依然重新认出这奇特刺鼻的、浓重潮湿的空气,似乎在近处把你包裹起来。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的期待也有限。我在伦敦几乎可说毫无友情联系,就是在文学上,我们大陆作家和英国作家之间也很少联系。他们有一种自己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之中自己发生作用。这种传统我们也无法完全接近:我想不起来,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里、送到我桌上的许多书籍,曾经有过一本是英国作家作为同事之间礼尚往来的礼物寄给我的。我在赫勒罗(Hellerau)和萧伯纳见过一面。威尔斯曾经到萨尔茨堡我家里来看望过我一次。我自己的著作虽然全都译成了英文,但是不大出名;英国始终是我的作品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我和我的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家都变成了个人的朋友,可是在英国发表我作品的那家公司的人,我还一个都没有见过。因此我有思想准备,我这次在英国一定和三十年前一样,感到同样陌生。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几天后,我在伦敦感到难以形容的舒服,并不是因为伦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我自己变了。我已经年纪大了三十岁,经历了充满紧张和过分紧张的战争和战后年代,如今强烈渴望又一次能非常悄然无声地生活,不想听到政治事件。不言而喻,在英国也有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而自由的党和工党,但是他们的讨论与我毫不相干。在文学界,毫无疑问也有不同派别和流派,争吵和隐而不见的对抗,但我在这里完全是局外人。其实真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又感到置身于一种极为文明、文质彬彬、毫不激动、不怀仇恨的气氛之中。

  最近这些年严重毒害我生活的,莫过于总感到在国内、在我身边的城市里充满了仇恨和紧张关系,我永远得使劲挣扎,别卷入这些争论。在英国,民众并没有同样搞得心烦意乱,这里和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这个巨大的欺骗弄得道德败坏的国家相比,在公众生活中,还具有一种更高的遵纪守法、诚实正直的标准。人们生活得更加平静,更加满足,更加关注自己的花园和自己小小的嗜好,甚于关注自己的邻居。在这里可以呼吸、思考和深思熟虑。但是真正留住我的,是一项新的工作。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我的《玛丽·安多奈特》[30]刚刚出版,我正在阅读我的《埃拉斯莫斯》[31]一书的校样,我试图在这本书里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那些职业的世界改造家们更清晰地了解时代的荒谬,但可悲的是,他未能以他所有的理性来阻止这个时代的荒谬。完成了这幅隐蔽的自我描述之后,我的目的乃是撰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写传记我已经写够了。可是恰好在第三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被我旧日的收集手稿的激情所吸引,仔细观看在公开的大厅里展出的文献。其中有一份是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公开处死的手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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