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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我不由得问我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确参与了她第二位丈夫的谋杀案,还是说她并非同谋?反正晚上无书可读,我就买了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这本书是首颂歌,像捍卫圣女似的捍卫这位苏格兰女王,写得平平淡淡,有些愚蠢。我那不可救药的好奇心,又驱使我在第二天另买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此书所述差不多与上一本书的内容截然相反。这个案例这下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打听是否有一本真正可靠的书,谁也没法给我举出一本。我就这样边寻觅边打听,不由自主地就开始进行比较,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开始动笔撰写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著作,让我在图书馆里又呆了好几个星期。当我1934年初又回到奥地利去时,我已决心重新回到我已开始喜欢的伦敦,在那里静静地完成这本著作。

  我到奥地利,用不着两三天的功夫就看见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形势已经恶化。从英国寂静安全的气氛,来到为种种热病和各种斗争弄得震颤不宁的奥地利,就像在一个酷热的纽约七月天,从一间空气清凉、装了空调的房间突然走到火热滚烫的大街上去。国社党的压力开始摧毁了教权主义者和市民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抵抗力,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经济压力和失去耐心的德国,旨在颠覆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道尔弗斯政府想到维护奥地利的独立自主,不受希特勒的侵略,越来越拼命地寻求最后的支柱。

  法国和英国离得太远,而且也过于漠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还对维也纳怀有旧日的怨恨和抵触——于是只剩下意大利,它当时还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各条通道和特利埃斯特。当然,为了给予这样的保护,墨索里尼要价甚高,要求奥地利得适应法西斯的倾向,这样议会和民主也就此终结。而要做到这点,如果不消灭奥地利最强大的组织最完善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剥夺此党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而要摧毁此党,除了采用暴力,别无他法。

  为了进行这种恐怖主义的行动,道尔弗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泊尔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所谓的“家国军”。从外表上看,它体现的是想象得到的最寒碜的一件事了,卑微的外省律师啦,退伍的军官啦,可疑人物啦,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啦,每个人都资质平庸,深感失望,大家都彼此仇恨,胸怀怨毒。最后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侯爵斯塔尔海姆贝尔格[32]来充当所谓的首领。此人从前蹲在希特勒的脚下,破口大骂共和国和民主。如今领着一帮雇佣来的士兵,充当希特勒的对手,到处乱窜,宣布“要人头滚滚落地”。到底这批家国军要干哪些好事,谁也搞不清楚。他们实际上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想方设法的要过上好日子。他们全部力量所在便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在推动他们往前走。这些所谓的奥地利爱国者使用意大利提供给他们的刺刀,锯下他们坐着的那根树枝,这点他们没有注意到。

  社会民主党更加清楚地理解,真正的危险究竟何在。照理他们不用害怕公开的争斗,他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可以举行总罢工,使全部铁路、全部自来水厂、所有的发电厂瘫痪。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就只等着这样一种所谓的“赤色革命”爆发,这样他就有借口作为“拯救者”开进奥地利。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还不如放弃他们一大部分权利,甚至牺牲议会,来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面对奥地利在希特勒主义的阴影之下身陷困境,所有理性的有识之士都赞成采取这样一种弥补的办法,甚至道尔弗斯似乎也倾向于和解,他手段灵活,野心勃勃,但是绝对现实主义。

  但是年轻的斯塔尔海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费伊[33]少校,此人后来在刺杀道尔弗斯案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要求保卫联盟(Schutzbund)缴出武器,民主和市民自由的任何痕迹都得消除得一干二净。对于这样一种要求,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发出威胁,传来传去。大家都感觉到,一项决定挂在空中悬而未决,我感觉到这种普遍的紧张气氛,我心有预感,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So foul a sky clears not with out a storm[34]” 。

  我在萨尔茨堡只呆了几天,不久又继续乘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二月份这头几天,风暴终于到来。家国军在林茨袭击了工人联合会之家,为了端走那里的军火库,他们以为军火就存放在那里。工人立刻发动总罢工作为回答,道尔弗斯旋即下令,用武力把这个被迫挑起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维也纳的工人住房。挨家挨户进行战斗,激战了三天之久。欧洲的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后一次是在西班牙。工人坚持了三天,然后屈服于技术上占优势的武力。

  这三天我在维也纳,成了这场决战和奥地利的独立自杀身亡的证人。既然我要成为诚实无欺的证人,必须承认这乍一看显得荒谬绝伦的事实:我自己对于这场革命却是一点也没有看见。谁若打算对他的时代作出一幅尽可能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的画幅,也必须要有勇气,使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设想的人彻底失望。在一座现代化城市庞大无比的空间里,现代的革命其实只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地方发生。

  因此大多数居民完全看不见革命的进程,我觉得这似乎是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性最为典型的特点了。所以,在1934年2月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天里,我身在维也纳,却对于在维也纳发生的这些举足轻重的事件一点也没看见,而且丝毫也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用火炮进行了轰击,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搬走——我可一具尸体也没看见。在纽约、伦敦、巴黎,每个人看报,对于我们这里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我们这些似乎是目击证人的人知道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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