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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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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如何想方设法,其决定都会毫不改变地落到他们自己头上,要么就是在全世界眼前拒绝给这位年迈大师上演他的歌剧的权利,是他们自己让这位大师擎起国家社会主义的音乐大旗的,要么就是让斯台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国的剧院节目单,像过去那么多次一样,因为理查·施特劳斯竭力坚持要写上斯台芬·茨威格是歌剧脚本的作者。看到他们为此无比烦恼,伤透脑筋,我心里暗自发笑;我预感到,就是没有我出手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正因为我无所作为或者不加反对,我的这部音乐喜剧,将势所必然地发展成为一阕党派政治的噪音乐曲。 纳粹党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竭力推三阻四不做决定。但是到1934年初他们非做决定不可,究竟是违反他们自己颁布的法令呢,还是反对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呢?日期已定,不容继续推后。歌剧的总谱,钢琴曲的选段,歌剧的文学脚本都早已印好。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已把服装订好,角色已分配妥当,甚至已在分角色演练。可是层层机关,戈林和戈培尔帝国文学部和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和施特莱歇[29]的团队还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尽管所有这一切可能看上去像是痴人在做梦,《沉默的女人》这一案件最终变成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国家大事。所有的机关无一敢于发出“批准上演”或者“禁止上演”的命令来解除烦恼,谁也不敢对此负起全部责任。于是别无他法,只好把案件呈交德意志国家的主人和纳粹党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由他亲自裁决。我的著作先前已经有幸被纳粹党人充分阅读;特别是那本《富歇》,他们把他尊为政治上无所忌惮的楷模,一再研读,进行讨论。 但是我这抒情的三幕文学脚本,在戈培尔和戈林审阅之后,根据职位的高低,要烦劳阿道夫·希特勒亲自研读。这可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要他做出决定并不容易。我事后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听人诉说,他们又没完没了地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理查·施特劳斯被叫去觐见这位拥有无上权威的人物。希特勒亲自告诉他,尽管这次演出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他还是例外地允许此剧上演。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就像他在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协议上签字一样,大概同样不情不愿,极不诚实。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这个阴惨的日子终于来到,又是一部刊登着斯台芬·茨威格名字的歌剧开始上演。这个受到唾弃的名字如今堂而皇之地印在一切海报上面。不言而喻,我没有出席这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席上一定坐满了身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也可能亲自前来观看演出。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必须对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他们当中十分之九都欢欣鼓舞地利用这一良机,能够再一次、最后一次显示他们内心对种族歧视立场的反抗,他们对我的文学脚本诉说了能够想象得出的最为友好的话语。德国所有的剧院,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立即预告在下一个演出期上演这部歌剧。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从七重天上突然打下晴天霹雳,一切全都取消。一夜之间,这部歌剧在德累斯顿,在全德国一律禁演。不仅如此:大家十分惊讶地读到,理查·施特劳斯提出辞呈,辞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的职务。谁都知道,想必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还得再过一些时间,我才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施特劳斯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催我马上开始动笔撰写一部新歌剧的文学脚本。在这封信里,他极为坦率地谈到他个人的态度。 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手里,他们把这封信放到施特劳斯面前,大师紧接着便不得不立即提出辞呈。歌剧便遭到禁演,只有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这出歌剧才得以用德语上演。后来还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用意大利语上演,这是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墨索里尼当时还没有屈从种族歧视的立场,德意志人民却从此再也不允许听到这部歌剧一点声响了。他们最伟大的健在的音乐家老年时代创作的这部歌剧,有的部分十分迷人。 这个事件在喧嚣声中落幕时,我在国外。因为我感到奥地利骚动不宁的情况使我没法安宁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住宅离边界如此之近,我单凭肉眼就能看见贝尔希特斯戛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就建造在那座山上。这可是个不怎么使人愉悦,却非常使人不安的邻居。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就近在咫尺。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能够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形势极为危险。 维也纳的人们坐在咖啡馆里,甚至连那些政府部门的官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国境那边”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和奥地利有任何牵连。难道组织严密的社会民主党不在这里吗?几乎半数居民都是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迫害基督教徒,并且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加伟大”,我们的教权主义党不是也和社会主义党人联合起来一同激烈反抗吗?法国、英国、国联不是奥地利的保护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表示充当奥地利的保护国,甚至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自主吗?甚至犹太人也并不忧心忡忡,就仿佛那些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就业权利的行径是在中国发生的,而不是在距离他们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国境那边,是在同一个语言区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乘坐他们的汽车出游。 另外,每一个人都有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这种事,长不了。”而我却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罗斯之行时和我当时的出版家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从前是个多么有钱的富豪,拥有哪些美丽的名画。我便问他,为什么革命爆发后,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立即离家去国。“唉,”他这样回答我,“当时谁会相信,像苏维埃共和国和士兵共和国这样一种事情,会延续两个礼拜以上?”出于同样生存意志的同样错觉,在自我欺骗。 当然在萨尔茨堡,紧挨着边界,看事情就清楚得多。开始时不断有人在狭窄的界河上来来去去,小伙子们夜里悄悄地溜到河对岸去参加训练,宣传鼓动员们乘坐汽车或者拿着登山棍装扮成普普通通的“旅游者”越过边境线到这边来,在各个阶层都组织他们的“支部”,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同时进行威胁,谁若不及时表态,以后将不得不付出代价。这番恫嚇吓唬住了警察和政府官员。我越来越感到人们举止有些反常,看出他们开始动摇。在生活中,微小的个人经历往往最有说服力。我在萨尔茨堡有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我和他三十年来友好交往亲密无间。我们互相以“你”相称,互赠自己的书籍,还写上献词,每周相聚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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