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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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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使我精神大为振奋。回到萨尔茨堡后,我立即投入工作。我自己也很好奇,理查·施特劳斯是否能够接受我的诗句。我便在两周之后把第一幕寄给他,他马上就回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工匠歌手》[25]中的一句歌词:“第一节诗成功了。”第二幕寄去后,寄回来的是更加亲切的问候,用的是他的歌曲的开头几拍:“唉,我终于找到你了,可爱的孩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快乐,甚至可说是欢欣鼓舞,使我继续写作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我写的整个歌剧的脚本,理查·施特劳斯连一行也没有改动。 只有一次,他请求我,为了反向的声部,让我再加进去三四行诗。就这样,在我俩之间发展出来一种可想而知的极为亲切的关系;他到我家来看望我,我也到戛尔米施去回访他。他用他清秀的长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根据提纲把整部歌剧一段一段地弹给我听。没有合同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是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约定事实。在这部歌剧结束之后,马上得起草另一部歌剧,这另一部脚本的基本构思已经事先得到施特劳斯的无保留的赞同。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权。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总谱也差不多已经完成,大概第一幕也配成了管弦乐。几周之后,当权者向德国各个剧院颁布了严格的禁令。凡是非雅利安人撰写的剧作,或者有犹太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参加写作的剧本,全都不准上演;这道沉重的禁令甚至扩展到死者头上。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26]的塑像被拆走。全世界音乐之友都大为愤怒。对我而言,这道禁令似乎使我们歌剧的命运就此终结。 我认为,理查·施特劳斯放弃继续和我合作,开始与另外一个人写作另外一部作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合作非但没有中断,相反,他的信一封封地寄来,问我想到哪里去了。既然他已经在为这部歌剧配上管弦乐曲,我就得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脚本。他根本想都不想会容忍任何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必须公开承认,在这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只要可能,他都一直维系对我的朋友般的忠诚。当然,与此同时,他也采取一些我不太喜欢的预防措施,——他接近那些当权派,经常和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相聚,让他们任命他为帝国音乐协会主席。而当时,连富特万格勒[27]都公开拒绝接受这项任命。 理查·施特劳斯的这种公开参与,在那个节骨眼上对于纳粹分子而言至关紧要。因为使他们气恼的是,不仅最优秀的作家,甚至连最重要的音乐家也公然离他们而去,而少数拥护他们,或者投靠他们的人,在最广阔的圈子里毫无名气。在这样一种使人难堪的时刻,能把德国最享盛名的音乐家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对于戈培尔和希特勒而言,可以大装门面,是个难以估量的收获。据施特劳斯对我说,希特勒还在维也纳过着流浪汉生活的年代,用不知什么方法辛辛苦苦地弄到的钱,坐车到格拉茨去观看歌剧《莎乐美》的首演,他对施特劳斯明显地表示敬意。 在贝尔希特斯戛登举行的所有的庆祝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乐曲,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而在施特劳斯这边则相反,参加进去更有目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公开地冷漠地承认他的艺术利己主义。他在内心深处对任何政权全都毫不在乎。他担任过德国皇帝的乐队长,为德皇谱写大军进行曲,然后又在维也纳充当奥地利皇帝的宫廷乐队长,无论在奥地利共和国或是在德意志共和国,他始终是个备受恩宠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对纳粹分子特别殷勤,还和他的切身利益有关。因为从纳粹的意义上讲,他还负债累累。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得担心,他爱得高于一切的孙子们会不会当作渣滓被开除出校。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连。他过去写的歌剧又受到那个并非“纯种雅利安人”的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而他的出版家又是个犹太人。因此他似乎更加迫切地需要找个靠山,他为此卖力到了极点。新的主人要求他在哪里指挥,他就指挥。他为奥运会[28]谱写了一首会歌,而他同时在极度坦率的书信里向我提到这项任务时,并不欢欣鼓舞。实际上在他艺术家的神圣利己主义中,他关心的只有一点:他的作品能继续产生影响,尤其是他特别心爱的新歌剧能够公开上演。 他对纳粹分子作的这样一些妥协、迁就,不言而喻势必使我感到极为难堪。因为,多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就仿佛我自己也悄悄地在一起发生作用,或者我也同意他们在进行这样无耻的封锁时,把我个人当作罕见的例外来对待。我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催逼我,公开抗议这个歌剧在纳粹德国上演。但是首先,我从原则上讨厌做出这种公开的慷慨激昂的姿态,另外我心里很有抵触,不愿制造麻烦。 归根到底,施特劳斯是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年已七十。他在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功夫,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向我显示出友好的情意,态度无瑕可击,甚至表现出勇气。因此我这方面觉得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静,静观其变,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另外我知道,我能给德国文化新的守护者们最大的麻烦莫过于采取全然消极被动的态度。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文化部和宣传部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用更加站得住脚的方式来说明他们为何把禁令用来对付他们最伟大的音乐家。 所以譬如说,向一切可以想见的机关和个人要求提供一部文学脚本,暗中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要是《沉默的女人》里面含有《玫瑰骑士》中的那个场景: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位已婚女子的卧室里走了出来,那该多么方便啊!这样他们就可以出手干预,必须捍卫德国的道德。但是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我的脚本里丝毫也没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于是接着就把盖世太保的一切想象得到的卡片和我从前的著作都翻了个遍。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没有找到我曾经说过一句贬抑德国的话(同样也没说过任何反对世上其他任何民族的话),或者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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