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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起先对高尔基态度相当严峻,他们刚走进这幢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说:“你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日子过得完全像个布尔乔亚。你到底为什么不回到俄国去?”高尔基只好竭尽所能,向他们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解释一遍。可是归根到底,这些好小伙子的意思也并不是那么严厉。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他们对名人毫无“敬意”,首先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审查。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了下来,喝茶聊天,最后每个人都和高尔基拥抱作别。听高尔基讲述这一幕,真是妙极了。

  他完全为这年轻一代的这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样子所倾倒,丝毫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大胆放肆而生气。他总是一再这样说:“我们当年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肝火极旺,其实对自己心里根本没数。”整个晚上他始终情绪高涨,眼睛发光。我对他说:“我心想,您大概恨不得和他们一起回国吧。”他愣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会知道这个?的确,我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思考,我是不是撂下这里的一切,书本啦,纸张啦,工作啦,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他们的舰艇,漫无目的地航行它两个礼拜。这样,我又会知道,俄罗斯是什么,身在远方,人会忘记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谁在流亡之中也没有写出过什么佳作。”

  高尔基若把索伦特说成是一个流亡地,那可是说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去,后来也的确回去了。他并没有像梅日科夫斯基那样,连人带书遭到流放——我曾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满腔忧愤、悲苦不堪的诗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格里尔帕策说得好,是“两个外国人,没有故乡”,借用别人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不知所终。我在以后几天,得以在那不勒斯拜访一位真正的、但却是特殊的流亡者:贝内德托·克罗齐,克罗齐有几十年之久始终是意大利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担任参议员和部长,拥有国内一切外在的荣誉,直到他反抗法西斯主义,使他和墨索里尼发生矛盾。

  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退隐林下;但是那些绝不妥协的死硬派还嫌不够,他们硬要使他屈服,必要时甚至对他进行严惩。大学生们和以往迥乎不同,今天到处都充当反对派的冲锋队,冲进他的屋子,砸烂他家的玻璃。但是这个身材矮小、身体敦实的男子长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和一副山羊胡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性情开朗的市民,他可不怕别人吓唬。尽管他拥有好几所美国大学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书,他并不去国离家。他留在家里,呆在图书的壁垒后面。他按照同样的思想继续主编他的杂志《评论》(Critica),继续发表他的著作。

  他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平素冷酷无情的书报检查奉墨索里尼之命,碰到克罗齐就止步不前。而他的学生们,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全都彻底完蛋。要造访克罗齐,对于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于一个外国人都需要有特别的勇气。因为当局清楚知道,克罗齐在他的堡垒里,在他坐拥书城的房间里,说起话来必然不戴面具、不抹脂粉,必然口无遮拦。就这样,他似乎生活在一个紧紧关闭、密不透风的空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他独自一人呆在一种贮气瓶里。

  在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度里,单单有这样一个人处于这种密不透风的孤立状态之中。我感到这可真有点阴森可怕,同时我又觉得,真有些了不起。那时,我还不知道,比起我们以后将要遭受的精神摧残的形式来,这种形式还仅仅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我当时不由自主地佩服这位不论怎么说,已经是年迈的长者,在这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中,还能保持这样蓬勃的朝气和这样充沛的精力。克罗齐笑道:“恰好是这种反抗的劲头使人永葆青春。倘若我还在当参议员,我就不会那么较真。我在思想上早已迟钝,就会随波逐流。对于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对他最有害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的意志;等我真的在孤军奋战,不再有青年围在我的身边,我就被迫自己又焕发青春。”

  还得再经过若干年,我才开始懂得,考验提出挑战,迫害使人坚强,孤立增强斗志,只要这些东西没把人彻底摧毁。这样一种认识就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学到,永远总是在自己的命运里获得。

  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由于我的心理障碍,不愿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自己的祖国,在小小的奥地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无论是赛佩尔、道尔弗斯[26],还是舒施尼克[27],这并不足为奇。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著作在意大利获得的最早、最热情的读者之一。其实我有责任亲自向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因为我生平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他爽快地予以实现。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从巴黎寄出的快信,告诉我有位意大利女士为了一件要事要到萨尔茨堡来拜访我,要我立即接待。第二天,这位女士登门求见,她告诉我的事情,的确令人震撼。她丈夫是位杰出的医生,出身寒微,是马特奥蒂[28]资助他,把他培养长大的。这位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凶残谋杀,使得业已大大疲惫的世界良心对这一个别的罪行愤怒地作出反应。整个欧洲都义愤填膺,奋起反抗。

  这位医生是位忠实的朋友,他是六名勇士之一。他们当时竟然胆敢公开地抬着被谋杀的马特奥蒂的灵柩穿过罗马的大街;紧接着医生遭到制裁、封锁和威胁,于是流亡国外。但是马特奥蒂一家的命运使医生极为不安。想到他的恩人,他决定把死者的孩子们从意大利偷运到国外。偷运过程中,他落到密探或者挑起事端的特务手里,遭到逮捕。对马特奥蒂的任何回忆对于意大利而言都是难堪的事情,因而由此引起的一场诉讼对于这位被捕的大夫未必结局会极为糟糕,但是行政长官巧妙地把这位医生塞进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案子里,那是计划用炸弹来行刺墨索里尼。这位医生获得过最高的军功章,如今被判处十年严酷的监禁。

  医生的这位年轻的妻子当然极为激动,这完全可以理解。她希望大家能出把力反对这个判决。她丈夫这样判刑,别想活着出来。她希望全欧洲的著名作家能联合起来,大声抗议,她请我能出手相助。我马上就劝她不要试图搞什么抗议活动。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所有这些抗议示威活动已经用滥,不起作用。我设法让她明白,单单出于民族自尊心,没有一个国家会让外国人来纠正它的司法程序。在美国的萨可和旺泽蒂案件[29]上,欧洲发出的抗议对当事人与其说起了促进作用,毋宁说发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急切地请求她,别干这样的事情。这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更加恶劣,因为倘若人家从国外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迫使他下令缓刑,那么即使他愿意,他也永远不会改判,永远不能改判。但是我真的深受震撼,我答应那位医生的太太,将竭尽全力。我告诉她,我恰好下个礼拜要到意大利去。我在那里有些朋友心地善良,身居要职,很有势力,也许他们能悄悄地起些作用,有助于她的丈夫。

  我第一天就想方设法,可是我发现,恐惧已经深深地咬噬了人们的心灵。我刚一提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就脸色尴尬,都说:不行,无能为力,完全办不到。一个个都这样表态。我很惭愧地回到家里,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说不定会以为,我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我也的确没有做最后的努力,还有一种可能性——那直接的公开的途径:给那个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写信,亲自给墨索里尼写信。

  说干就干,我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的确是非常诚实的信。我写道,我不想用些阿谀奉承的话作为开场白。我开门见山就说,我并不认识此人,他犯的事有多严重也不知道。但是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妻子无疑是无辜的。倘若她的丈夫得在囚牢里度过这么多年,那么这惩罚的全部分量也都落在他的妻子身上。我丝毫不想批评这一判决,但是我可以设想,倘若她的丈夫不是关进牢狱,而是放逐到拘留囚犯的一座小岛上,允许囚犯的妻儿到岛上和他们同住,这意味着救了这个妻子一命。

  我写完此信,投进萨尔茨堡一个普通的邮箱里,寄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四天之后,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写信给我,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致谢,告诉我他将满足我的愿望,也打算缩短此人的刑期。与此同时,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报,对我请求的运送犯人一事予以确认。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被判刑的犯人不久完全获得赦免。我这一生中没有一封信曾给过我更大的快乐和满足,要说我有什么文学上的成就值得怀念,那么,此刻我就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件事来。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出门旅行是件快事,而遨游之后回到家里也很美妙。可是在寂静无声之中,却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萨尔茨堡就因为位置偏僻,富有浪漫情调被我选中在此安家。这时却令人惊讶地发生了变化:夏天,这座小城不仅变成欧洲的艺术首都,而且变成了全世界的艺术京城。在战后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演员和音乐家在夏天几乎有断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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