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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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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没有签名,写得非常聪明,极有人性。虽说不是一个“白色分子”写的信,却对最近自由越来越受限制充满了怨恨。这位陌生人写信告诉我:“请您别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一切。您别忘记,尽管他们给您看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给您看。请您记住,跟您说话的人,大多没有说出他们想跟您说的话,而只说了他们可以说的那些话。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译员每句话都向上汇报,您的电话遭到窃听,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检查。”他给我举了一系列例子和细节,我无法一一审核,但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把这封信烧掉了,——“您别仅仅只把这信撕掉就完了,因为他们会从您的字纸篓里把每张碎片都取出来拼好还原。”——并且第一次开始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下。 他们对我是真心实意的热忱,的确是奇妙无比的同志式的关系,可我从来没有一次机会大大方方地和什么人单独谈过一次话。他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来自民间的人们有真正的接触。再说,这个国家幅员广大,一眼望不到边,我在这十四天里只看见其中极为微小的一角!我若要老实对我自己和别人,我必须承认,我得到的印象不论有些细节上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在客观上经不起推敲。所以其他欧洲作家从俄国归来,差不多全都立刻发表一本著作,或是热情洋溢地表示肯定,要不就是满腔愤怒地表示否定。而我则只写了几篇文章。我采取这种收敛的态度很有好处,因为三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我看见的东西迥乎不同。一年之后,由于事态的急剧转变,每一句话都被事实证明纯属谎言。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俄国发生的我们时代汹涌澎湃的激情,其强烈的程度,为我一生中所罕见。 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能送人的东西都分送掉了,而我自己只带走两幅圣像,后来作为装饰品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乃是我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一两年之后我在索伦特[24]又遇见他。由于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到那里去。我在他家作客,度过了三天难忘的日子。 我们这次相聚其实非常奇特。高尔基一门外语也不懂,而我也不懂俄语。按照逻辑推论,我们看来只能默默无言地相对枯坐,或者只能依靠我们尊敬的女友玛利亚·布特贝尔格男爵夫人[25]翻译,才能进行一次谈话。但是高尔基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才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天才的小说家,叙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而是他整个本性的功能性的释放。叙述时,他就活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完全融化在他叙述的事情里,通过他面部形象逼真的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却事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本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俄国人”,——只能这样形容他,别无他法。他的面部轮廓毫无引人注意之处;完全可以把这个长着麦黄色头发,身材高挑瘦削,颧骨很宽的男人设想成田里的一个农民,出租马车上的一名车夫,一个小鞋匠,一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他不折不扣地就是“民众”,是俄罗斯人的原始典型。走在街上,大家会毫不在意地和他擦肩而过,不会看出他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等你坐在他的对面,他开始叙述,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已经转变成他正在描写的那个人。 我记得他如何描述他在漫游时,有一次遇到的一个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男爵夫人还没有给我翻译,我就已经明白了。他身不由己地低下脑袋,肩膀耷拉下来,他的眼睛开始讲述时,明亮湛蓝,闪闪发光,这时变得昏暗疲惫,声音沙哑;他自己也不知道竟转化成那个驼背老人。而他要是描述什么欢快的事情,他的嘴里立刻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身子往后一靠,全身放松,额头发出亮光;听他说话,真是其乐无穷。 他张开双臂比划,就像用画笔描摹身边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简单而又自然,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步态,他的坐姿,他侧耳倾听,他忘乎所以,都是如此。有天晚上他装扮成一名显贵,腰上系了一柄佩刀,顿时眼睛就显出睥睨一切的气概。双眉一蹙,显出颐指气使的神情,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正在思考着要颁发一道严酷的命令。可是待一会儿等他卸去这身装束,他就像一个农家娃一样天真地大笑起来。他强劲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的肺受到损伤,可他还活着,其实是有违一切医学法则的。 但是他那令人惊怵的生命意志,钢铁般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使他不致垮下;每天早上他都用苍劲有力、轩昂流畅的字迹写作他那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他故乡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的几百个问题。和他呆在一起,对我而言就是经历俄罗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永恒的人民的灵魂,辽阔坚强,阴郁深沉。在那几年,他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位老革命家,他欢迎推翻旧王朝,和列宁有私人的友谊。但是他那时还犹豫不决,不想完全献身给党,就像他自己说的“究竟是当东正教的牧师还是当天主教的教皇呢”,但是在那些年,每周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他没有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良心总感到压力。 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那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完全可说是新俄罗斯式的场景,让我看清了他内心的全部矛盾。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进行一次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入那不勒斯港。从未见过世界都市的年轻水兵穿着他们挺帅气的制服在托莱多大道(Via Toledo)上散步,睁着大大的农民的眼睛好奇地观看这么多新鲜景物,真是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组决定前往索伦特去访问“他们的”诗人。他们事先并未通知;凭着他们俄国式的人人皆兄弟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言而喻,“他们的”诗人随时随地都必须有时间接待他们。冷不丁地他们就站在高尔基的房子门口,他们的感觉一点没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多等,邀请他们进屋做客。但是——高尔基第二天哈哈大笑着亲自告诉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事业”高于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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