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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谁也不许阅读我的作品,一行也不许读。类似的情况是我对我自己加过工的《沃尔波纳》的译本,我打算用韵文制作一部译文,九天之内我先以轻快流畅的文笔、用散文把全剧写了出来。恰好这时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向我打听有什么新的计划,而该剧院是上演我的处女作《特西特斯》的剧院,我对它怀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便把《沃尔波纳》的散文本寄了过去,并且表示歉意:我呈上的,只是计划中的韵文译本的初稿而已。剧院立即回电,要我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果然这个剧本就以这散文本在世界各个剧院上演(在纽约由阿尔弗雷德·龙特[17]领衔在“基尔特剧院”(Theatre Guild)上演)。这几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和不断增长的德国读者群始终忠于我。

  既然我一直觉得有责任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或者审视别人的人物时,总要在它们的时代内用传记或者评论文追溯其产生影响与否的原因,我在沉思默想时也不由得反躬自问,我的著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奠定了对我而言如此出人意表的成功。归根到底,我想这成功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怪癖。这就是,我是一个很没耐心、容易冲动的读者。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一篇思想论争中,任何离题万里、臃肿堆砌、笼统狂热的词句,一切含糊不清、拖拉延宕的章节,我都不喜欢。只有一页又一页不断使人情绪高涨,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都能使人屏息凝神,爱不释手,这样的一本书才能给我十足的享受。

  我接触过的所有书籍,十之八九我都觉得有纯属多余的描写,过分啰嗦的对话和毫无必要的配角,弄得篇幅臃肿,因而悬念太少,缺少蓬勃的生气。即使在最享盛名的经典名著中也有许多毛毛糙糙、拖泥带水的段落使我不悦。我常常向出版家们提出大胆的计划,搞一个一目了然的系列丛书,把整个世界文学从荷马,经过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彻底删除一切带有个人色彩的多余部分,作为删节本出版,那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的所有这些作品,无疑又能重新栩栩如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作用。

  这种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对一切旁生枝节、极端无聊的东西产生的反感,也必然会转移到我自己的写作中来,并且教育我要对此怀有特别的警惕。其实我自己写作时不费力气,运笔流畅,写一本书的初稿时,我总是信笔写去,把我心里所思所想的一切尽情创造出来。同样,在我写一部传记时,首先总要充分利用我能找到的一切文献资料中的细枝末节;譬如写《玛丽·安多奈德[18]》这部传记时,我的确把每份账单都审核了一下,为了确定她个人的消费究竟是多少,我又研究了当时的一切报纸和传单,挖掘审讯的档案直到最后一行。

  但是印成书以后,所有这一切,一行字也看不见,因为初稿刚刚誊写清楚,真正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此开始,那就是提炼和编排的工作。这项工作我可以一稿一稿地搞,永远没够。这是一个不断把压舱物扔进海里的过程,一个内部建筑不断浓缩、不断净化的过程。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把知道的事情隐而不说,怀着某种偏爱,写出一句半句成功的文字就想把自己写得比实际情况更渊博更深邃。而我的雄心壮志则在于知道的总比表现出来的要多。

  这种提炼浓缩的过程以及戏剧化的过程接着就在修改校样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遍遍地重复进行;最后就形成一种极为有趣的逐猎,再找出一个句子,哪怕只是一个字,删掉了它们不会使表达有失精准,却能提高速度。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删节其实成了最惬意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写作完毕站起身来,显得特别满意。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大概成功地写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了吧?”我颇为得意地回答她:“不错,我又成功地删掉了整整一节。这样一来,文章的转折就更顺更快。”

  所以倘若听到人家称赞我的作品具有动人心弦的速度,那么这种特点绝不是源于自然的热烈或者内在的激动,仅仅是由于那种不断地彻底清除纯属多余的停顿和旁生枝节的噪音。若说我身怀什么绝技,那便是拥有割爱之术。因为倘若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扔进了字纸篓,而把二百页作为筛选过的精华保留下来,我也并不抱怨。要说真有什么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作品的影响,那便是严格的纪律,宁可把精力只用在比较狭小的文学形式上,但总是限于绝对本质的东西。我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全部指向欧洲,指向超民族之上,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件幸事,现在国外的出版商也都纷纷找上门来,有法国的,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挪威的,立陶宛的,芬兰的,中国的出版商们。不久我不得不去购买一只庞大的柜子来盛放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译本。

  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联“智力合作组织”的一份统计表上读到,我是世界上拥有译著最多的作家(根据我当时的脾气,我把这当作一则错误的报导)。另一天寄来一封俄国出版家的来信,告诉我他打算出版我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由高尔基为这套书写一篇前言。我在中学念书时已经偷偷地在阅读高尔基的小说,从此就一直喜欢他的作品,对他赞赏不已。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狂妄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他会听见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会读过我的什么作品,绝对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师竟然会觉得有必要为我的作品写一篇前言。

  又有那么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家带着一封推荐信——似乎来看我需要带这么一封介绍信似的——造访我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建议出版我的全部作品并且连续发表,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雅明·许普施[19],从此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既然所有其它一切都已被希特勒的皮靴踩在脚下遭到蹂躏,我的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欧洲的故乡已经丧失殆尽,我总算还在文字上保留了我最后的故乡。

  这样一种外在的成功还是相当危险的。有人先前更相信自己善良的目的,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会被这种成功弄得糊涂迷惘、不知所措。任何形式的一旦成名,本身就意味着打破了一个人自然的平衡。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姓名仅仅就像雪茄烟上的标签:是个识别的标记,是个外在的、几乎可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实实在在的主体、和真正的“自我”,只有松懈的联系。一旦成功,这个名字就似乎膨胀起来,和叫这个名字的人摆脱了关系,自己变成了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成了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内心深处又变成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开始影响叫这个名字的人,控制他,使他转变。幸运的、天性自信的人们于是习惯于把他们自己和他们发生的影响等同起来。一个头衔,一个职位,一枚勋章,反正是他们的姓名产生的名气在他们身上提高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并误导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在国家里,在这个时代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自我膨胀起来,想使他们自己达到他们外在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可是谁若本性就对自己抱有怀疑态度,就把任何方式的外在成功全都视为责任,恰好在这艰难的时刻使自己尽可能地保持不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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