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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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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自己也厌恶而又愤怒地经历过这些像世界末日一样不幸的混乱岁月,定会感到必然会有反复,会有一阵可怕的反击。把德国人民驱入这种混乱状态中去的那些人呆在幕后,手里握着跑表,笑眯眯地静静等待着:“国家越糟,对我们越好。”他们知道,他们的时间就要来到。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多,明目张胆地聚集起来,主要是聚在鲁登道夫的周围,而不是聚在当时还毫无势力的希特勒周围。 那些给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成了秘密团体,眼看着自己的储蓄全被骗光的小市民们悄悄地凑在一起,只要是答应恢复秩序的口号,他们就事先都表示拥护。德意志共和国[15]提出理想主义的尝试,把自由给予人民,甚至给予共和国的敌人。对于共和国而言,再也没有比此举更加灾难深重的了。因为德意志民族,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拿到自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焦躁不耐地四下张望,寻找能把自由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本可以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钟敲一下,飙升到每十亿马克换一个新马克时,指标算确定下来了。果然过不多久,所有的污泥浊水连同浑浊的泡沫全都退潮。酒吧间、烧酒铺倏尔不见,各种关系渐趋正常。每个人又可以计算清楚赚了多少钱,蚀了多少钱。大多数人、广大民众全都输了。但是该负责任的却不是酿成这场战争的那些人,而是勇敢地做出牺牲、把建立新秩序的重负承担起来——虽说吃力不讨好——的那些人。必须一直记住的是,再也没有比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民愤怒、更使他们充满仇恨、更使他们倾向希特勒的了。 因为战争尽管杀害了这么多人,毕竟还有欢声雷动的时刻。那时钟鼓声喧,号角齐鸣,凯歌阵阵。德国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尚武民族,通过短暂的胜利,使他们的傲气大大提高,而通货膨胀只能使他们感到受到玷污,遭到欺骗,备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忘记共和国让他们经受了这些年月,宁可把他们的屠夫再重新召回,也不能原谅共和国。不过这一切还相隔甚远。外表上看来,1924年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景转瞬即逝,犹如一片闪烁不定的鬼火。又开始出现晴朗的白天,大家发现如何进退,如何取舍。眼看着秩序渐渐恢复;人们又欣然看见持续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为,战争已一去不返。傻瓜,我们永远是些不可救药的傻瓜。但是这一欺人的妄想毕竟还是给予了我们十年工作,十年希望,甚至是十年的安全。 从今天来看,1924年至1933年之间的这短短十年,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夺权上台这十年,不论怎么说,是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我们这代人从1914年起就是见证这些灾难的证人和受害者,并不是说这十年就没有紧张,没有激动和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里,在欧洲似乎和平得到了保障,单是这一点就可说意义重大。人们接纳德国很有尊严地加入国联,借助贷款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促成了德国的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担负起保护奥地利的责任。 世界似乎又想进行建设,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战胜国的城市和战败国的城市全都变得比以往更美。飞机加快了交通,护照的规定不复森严,货币的摇摆不定终于停止。大家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可以支出多少,再也不如此狂热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这短短十年,只是宇宙弹指一瞬,似乎又要让我们这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有一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要我提到我的著作外表上取得的成功,我会觉得不是非常舒服,这可以理解。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只是极为轻描淡写地提这么一句半句,我都会坚决制止。这会被人解释为洋洋自得或者自我吹嘘。但是我有特别的理由,我甚至被迫不去隐瞒我生命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我的这一成功,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七年来已经成为历史。我的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书籍,原来安安稳稳地呆在书店里和无数家庭里,如今在德国已经一本也买不到;谁若还拥有一册,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悄悄隐藏起来。有几本书还留在公开图书馆里,藏在所谓的“毒品箱”里,供少数人凭官方的特许才能阅读——说是为了科研需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进行口诛笔伐。 从前和我通过信的读者和朋友,早已一个也不敢把我受到唾弃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这还不够:便是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所有这些目前遭到奴役的国家,从前我的书的译文,在那里属于最为畅销的作品,如今奉希特勒的命令,也同样遭到摒弃。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就像我们的格里尔帕策说的,是“活生生地走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建造起来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只拳头击成齑粉。 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功”时,并不是指的现在属于我的什么东西,而是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故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先指出我是从什么样的高处坠落,我根本无法形象具体地显示我——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同样不幸的人们——究竟跌得多么深,多么彻底,也无法显示我们这整个一代文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完全彻底的消灭殆尽,而我清楚知道在历史上无人能和这一代文人相提并论。 “成功”这位客人,并非突然闯进我家,它是慢慢地走来,小心谨慎地走来的。但是它一直坚定而忠实地呆在我身边,直到希特勒用他指令的皮鞭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为止。成功年复一年地提升它的影响。我在《耶利米》之后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我的《世界建筑师》的第一卷,三部曲《三大师》,就打破了对我的魔咒;表现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全都纷纷衰微,对于坚韧忍耐、始终不渝的人通向民众的道路又畅通无阻。 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脍炙人口,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戏剧,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星光灿烂时》变成各所中学的读物——在《海岛丛书》中短期内便创下二十五万册的记录。短短几年,我便成功地赢得了一群读者。根据我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能够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功。这是一群可靠的读者,他们期待着这位作家的每本新作,购买他的每本新书,信任这位作家,不能丧失他们的信任。渐渐地我的读者群变得人数众多,人数更多;我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就售出两万册,在报纸上还没有登出一份广告呢。 有时候我试图有意识地避开成功,可它出乎意料地坚韧不拔地对我紧追不舍。譬如我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写了一本书,富歇[16]的传记,我把书稿寄给出版家后,他写信告诉我,他马上就下令印出一万本。我立即请求他,这本书千万别印这么多,富歇是个令人憎恶的人物,书中也没有一段女人的香艳插曲,不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我劝他先印五千本即可。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售出了五万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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