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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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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威尼斯,单单“法西斯分子”这个字,我就突然觉得具有感性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热爱的这座泻岛之城[5],没有搬运工过来帮忙,没有贡多拉小划船[6],工人们和官员们都无所事事地呆着,双手特意插在裤兜里。我有两只相当重的箱子要搬,我便环顾四周,找人帮忙,我问一位年纪较大的先生,这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搬运工人。这位先生深表遗憾地答道:“您今天来可没选上一个好日子,不过我们现在常有这样的日子。今天又举行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也就不再追问。 我们在奥地利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社会民主党人很倒霉,使用他们的这种最为极端的手段过于频繁,实际上并未能充分利用。我于是费了牛劲把我的两只箱子拖走,终于在水边上的一个河道里看见有个贡多拉船夫急急忙忙地、悄悄地向我招手,然后把我和两只箱子装到他的船上。半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饭店,一路上有几个人举起拳头威胁这个罢工破坏者。我按照旧日的习惯,不言而喻立刻前往圣马可广场。广场显得十分荒凉,令人惊愕。大部分商店都关上店门,咖啡馆里不见人影,只有一群工人分成几堆,站在拱廊里,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和他们一起等着,事情接着就突然发生。从一条旁边的小巷里走出一队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是用急促的步伐齐步走来,秩序井然,按照练习过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我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青年之歌》(Giovinezza)。霎时间人数比他们多一百倍的群众还来不及冲向敌人,他们就挥舞着木棒,跑步从旁经过,这训练有素的一小群人放肆大胆,的确非常勇敢,如此迅速地穿过人群,等到其余的人悟到他们的挑衅,这些敌人已经走远,再也抓不住他们。人群现在恼火地聚在一起,握紧了拳头,可是已经为时太晚,这一小股冲锋队已经再也追赶不上。 亲眼看见的东西印象深刻,令人信服。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这传奇般的法西斯主义,我几乎一点也不熟悉,竟是真实存在,组织严密,领导有方,把一群意志坚定、大胆无畏的年轻人调动起来。此后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年长的朋友,非常轻蔑地耸耸肩膀,把这些年轻人当作一帮“雇佣来的家伙”嗤之以鼻,嘲讽他们的“魔鬼修士”[7]时,我不再表示赞同。出于好奇心,我买了几份《意大利人民报》[8],从墨索里尼像拉丁文一样简练锋利、形象生动的文风,感觉到那些年轻人快步跑过马尔库斯广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果决。不言而喻,我还不能预感到这场斗争一年后会具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从此时此刻起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有斗争,到处都会有斗争;我们的和平并不是真的和平。 在这看来平静无事的表层下面,我们欧洲充满了危险的暗流,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接踵而至,我又重新激起旅行的欲望,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一游。当时对于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访问德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克对于我们一蹶不振的克朗,始终保持坚挺状态,不受影响,经济恢复的过程,似乎全面进行。列车准点到达,一分不差。 饭店整洁光鲜,铁路两旁到处修建起新的房屋、新的工厂,到处都秩序井然,无可指责,不声不响。这一切我们在战前十分痛恨,而在混乱之中我们又学会予以赞许。当然一种紧张情绪还弥漫在空气之中,因为全国都在等待,在热那亚和拉帕罗进行的谈判,是德国第一次作为平等的国家和先前敌对的列强平起平坐一起讨论的谈判,是否会带来期盼中的对战争赔偿的减免,或者至少带来一点微弱的真正谅解的姿态。 在欧洲历史上如此值得纪念的两次谈判,德方代表团长不是别人,恰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天才的组织才能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得到出色的证明;在开战后的第一时刻他便立刻看出了德国经济的最薄弱的环节,后来在这里也受到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原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里他也是超前的)把整个经济由中央统一组织起来。等到战后,需要物色一个人,和敌人当中聪明绝顶、最富经验的人旗鼓相当,能出来担任外交部长和这些人对阵,选择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我在柏林打电话给他,心里有些犹豫。此人正在安排时代的命运,我怎么去打扰他?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不错,是很困难,我现在为了公务都不得不牺牲友谊了。”但是凭他超群出众的技巧,每分钟都充分利用,他立刻就找到了和我会面的可能性。他得到不同的公使馆去投放自己的名片,从格鲁纳瓦尔特[9]出发他得乘坐汽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去转上一圈办完这件事情,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我去看他,然后和他一起在汽车里聊上半个小时。果然他有极强的集中心神的能力,能够很快地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无论是在汽车里或是火车里,他说起话来随时都像在他办公室里那样精准深刻。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他也很愿意和一个政治上并不介入、而在私交上多年来却有友好关系的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谈话时间很长,我可以证明,拉特瑙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虚荣心,当他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时候,心情绝不轻松,更不会充满贪欲,迫不及待。他事先就知道,这项任务暂时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充其量他只能取得一个局部的小成功,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可能希望得到一张真正的和约,宽宏大量的妥协。 “也许再过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是我们日子难过。首先外交界的老一辈必须彻底清除,将军们只不过作为无声的纪念碑竖立在公共广场之上。”他完全意识到,由于他是犹太人这个负担,他负有双倍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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