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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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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再次走向世界 1919、1920、1921是奥地利最艰难的战后三年。我深埋在萨尔茨堡,已经放弃重新展望世界的希望。战后彻底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写德文的人都满怀仇恨。我们的货币严重贬值,凡此种种都灾难深重。我们事先就早已认命,就拘囚在我们狭隘的故乡范围里,终老一生。但是日子又都好过起来,我们又能吃饱饭,又能安然无恙地坐在书桌旁,没有遭到掠夺,没有发生革命。我们太太平平地活着,感到自己浑身是劲,是不是又该检验一下青年时代的兴致,出门远行呢? 长途旅行还不敢设想,但是意大利近在咫尺,只消八到十小时的路程,是不是该冒险去走一走呢?作为奥地利人,在那边是被当作“世仇”看待的,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被人家很不客气地撵走,为了不使老朋友陷入难堪的境地,只好和他们擦肩而过,也不打个招呼?好吧,我就冒一下这个风险,有一天中午我乘车越过边境。 晚上我抵达维罗纳,走进一家饭店。他们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好表;门房看了一眼这张登记表,看见我在国籍这一栏里填上了“奥地利人”字样,大吃一惊。他问我:“您是奥地利人?”我心想,现在他要赶我出门了吧,可是等我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几乎欢呼起来,“啊,真是莫大荣幸!终于来了!”这是第一声问候,再次证明我在战争期间就产生的感觉,全部宣扬仇恨的宣传和挑唆只能激起一阵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热病,归根到底并没有触及欧洲真正的人民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好样的门房特地到我房里来一次,察看一下我的需要是否都已得到满足。他竭力称赞我说的意大利语。临别时,我们热烈握手。 第二天我到达米兰。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徜徉,听到意大利语元音众多的乐声,走在哪条街,都是熟门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亲切。享受这样的感觉,真令人心旷神怡。走过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看见《晚间快报》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尔杰色在这里的编辑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他一起,——连同凯泽林伯爵和本诺·盖格[1]——在柏林和维也纳度过一些思想极为活跃的夜晚。 波尔杰色是意大利最为优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虽说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德国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在大战期间他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并肩作战(后来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鼓动参加大战。在整个大战期间,我都觉得,看到一个旧日的伙伴作为干涉者站在对立面,是个奇怪的念头,因此我就更加强烈地想要看见这样一个“敌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沦落到被人拒绝的境地,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的地址。可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有人向我追了过来,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神情——波尔杰色;五分钟后,我们像平时一样真挚地交谈起来,也许比从前更加真挚。他也从这场战争得到了教训,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岸边走来,比以往更加接近。 到处都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2]在马路上向我直扑过来,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劲拥抱,以至于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还以为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认识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甚至比从前更加推心置腹。我松了口气:战争已被彻底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但是战争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大家失之轻信,把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解误认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感到羞愧,因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也都错了。他们在这些年里同样把骗人的经济繁荣视为经济恢复,把疲惫视为满足。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转移了方向,从民族转向社会。在最初几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场面,一直要到日后我才理解这个场面深远的意义。 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于战后出现的失望,激起了尖锐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每道墙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迹、用煤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列宁万岁”的字样。另外我们听说,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脱离了他的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反对的党派,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这么一小撮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当时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小帮派;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有一帮志愿军跑来跑去,在莱茵地区,在巴伐利亚,都组织了分裂主义者的小组,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武装暴乱,但几乎全都被镇压了下去。这批“法西斯主义者”不穿加里波的[4]红衬衫,而是穿上了黑衬衫。谁也不会把这批人视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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