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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几十年来一直书写一种圆润流畅、清晰明快的德语的作家们,如今顺从地把他们的句子切得支离破碎,以实际行动表现他们的“奋发激进”。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大讲卡尔·马克思[14]的学说,年老的宫廷芭蕾舞娘裸露了四分之三的身体,笨手笨脚地为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伯格的《升华之夜》伴舞。老年人到处都在惊惶失措地追逐着最新的款式。突然之间,人们只有一个野心:“必须年轻”。在昨天还是时髦的方向之后,赶快发明一个更加时髦、更加激进的,还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方向。

  那个年代是个多么狂野的、无政府主义的、不真实可信的时代啊。由于货币贬值,在奥地利和德国其他一切价值也都纷纷急剧下滑!整整一个时代极度兴奋,心醉神迷,诡计多端,漫天欺诈。人们既焦躁不耐,又盲目信仰。凡是稀奇古怪、难以控制的一切,都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接种论、神秘学、招魂术、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迹学,印度的瑜伽修炼法,帕拉契尔苏斯的神秘主义,凡是能突破一切迄今为止熟悉的、最为剧烈的紧张关系的东西,任何形式的毒品、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都能获得极度畅销。剧作当中乱伦和弑父,政治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唯一期待的极端的题材;相反,各式各样正常和缓和的方式必然遭到扬弃。

  但我并不想从我自己的生活中、从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否定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就像任何精神革命一样,初兴的时候,总是放任恣肆地向前突进,这个时代也把浓重浑浊的传统的空气涤荡干净,把多年的紧张情绪一举发泄。珍贵的启发尽管经历了放肆大胆的实验,仍能保留下来。尽管它那夸张过分的劲头使我们反感,我们并没有权利对它进行指责或者态度倨傲地把它加以拒绝,因为归根到底,这代新型的年轻人试图弥补我们这代人由于小心谨慎、偏颇狭隘所疏忽的东西,虽说做得过火一些,过于缺乏耐心,但从本质上看,它的本能是正确的。战后时代必然应该和战前时代不同。

  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前和战争之中不是也希望有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即使在战后,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新近也证明了我们全然无能,用一种超民族的组织来及时的和危险的世界新政治化相抗衡;还在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亨利·巴比塞——他的小说《火线》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曾经试图本着和解的精神使全欧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个组织本该叫做“清朗”(Clarté),即“思想清朗者”——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起来一起宣誓,今后坚决反对挑动各国人民互相敌对。巴比塞委托我和勒内·希克勒共同领导德国小组,也就是这项任务中最艰难的部分,因为在德国,人们对于《凡尔赛和约》还怒不可遏,只要莱茵地区、萨尔地区和美因茨桥头堡还为外国军队占领,要想争取有头有脸的德国人来支持精神上的超民族主义,看来希望不大。

  尽管如此,倘若巴比塞不弃我们于不顾,要想创办一个日后高尔斯华绥[15]实现的“笔会P.E.N俱乐部”[16]那样的组织,还是会办成的。可惜巴比塞到俄国去旅行了一次,那里广大的群众向他个人表示无比强烈的热情欢迎,使他确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各民族变成真正的兄弟,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想象全世界会结成兄弟。不知不觉中,他试图把“清朗”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则坚决抵制极端化,这必然会削弱我们的队伍。所以这个本身很有意义的项目也早早地归于失败,我们又一次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遭到挫折,由于我们过于热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于是只剩下一件事可做:过隐逸的生活,写自己的作品。我已三十六岁,对于表现主义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于张扬的诗人而言,我已经滑到老一辈,滑到业已消逝的那一代人当中去了,因为我拒绝像猴子似的效法他们。我先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再喜欢。我“唯美”时代的作品,我一本也不让再版,所以得再次重新开始,静等所有这些“主义”的焦躁不耐的波浪退去。

  我这人缺乏个人的野心,这对于我当前这种安于现状的状况极为有利。我开始创作《世界建筑师》[17]这一宏大的系列,恰好是为了心中有数,这样一来,我可以好几年都有事可干,我完全是在非激进主义的从容不迫的状态中写作了像《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中篇小说。我身处的国家,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秩序井然,因此我也不得再多事犹豫;我可以骗我自己的时代终于过去,不能再说我动笔写的东西都是暂时应景之作。人生的中途[18]我已达到,只是空头许愿的年龄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必须确认已经许诺的事情,证明自己能有所作为,或者干脆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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