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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些原始的纯朴的人们,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诗人对战争的感受要正确得多,他们感到战争就是灾难,如今大难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对此毫无过错,每一个陷入这场灾难的人都是兄弟。这个认识给我欣慰,一路上始终陪伴着我,走过遭到炮击的城市,遭到掠夺的店铺,店里的家具扔到马路上,狼藉遍地,犹如断肢残臂,五脏六腑。作战地区之间是耕作得很好的田地,这也使我萌生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破坏又都会荡然无存。当然我那时还难以衡量,人们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痕迹会迅速地在地面上消失一样。

  最初几天,我还没有碰到战争真正的恐怖。战争真正的面貌,远远超过我最厉害的担忧。几乎没有任何按时运行的客车。我有一次就乘坐敞篷的炮兵运炮的列车,坐在拖动大炮的双轮车上,又有一次乘坐运牲口的列车,臭气熏天,大家累得要死,就横七竖八地躺下睡觉给运到屠宰场去,也都成了挨宰的牲口。但是最可怕的是伤兵车,有两三次我不得不乘坐这种车子。唉,这些运送伤员的车子和战争初期画报上登载的那些照得灯火通明、刷得雪白、洗涤得干干净净的救护列车真是千差万别。

  在那种列车里,大公爵夫人们和维也纳上流社会高贵的太太们充当护士,让人拍照,刊登出来。而我看到的是些普通的运送伤员的列车,没有正式的窗户,只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的天窗。车内全靠烟熏发黑的油灯照亮。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一台台原始的担架,挨在一起,全都躺满了不断呻吟、浑身冒汗、脸色灰白的伤员。他们在弥漫着粪尿臭味和碘酒药味的浓重空气里痰喘着、呼吸着。卫生兵累得一塌糊涂,摇摇晃晃地来来回回,根本不是在走路。画报照片上的那些白得耀眼的床单早已不见踪影,躺在稻草上或者硬邦邦的担架上的伤员,身上盖的全是血迹斑斑的毛毯。在每一节这样的车厢里总有两三个死人,躺在这些身在弥留之中、不断呻吟的伤员中间。

  我和医生谈话,他向我承认:他其实只是匈牙利一座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不动外科手术已经多年。他绝望透顶。他对我说,早在七站路以前,他就事先发出电报,要求提供吗啡。但是所有的物资都已耗尽,到布达佩斯医院还有二十小时,已经没有药棉,没有干净的绷带。大夫请我帮忙,因为他的助手们都已累得动弹不得。我设法帮忙,我笨手笨脚,至少每到一站,我都能跑出去帮忙拎几桶水来。

  水脏兮兮的,并不干净,其实是给火车头用的,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至少可以用来洗洗涮涮,把不停地滴到地板上的鲜血擦掉。另外,这些士兵来自各式各样的民族,如今都扔进这口滚滚向前的棺材里,语言混杂,就像当年修建巴比塔[8]时那样,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看护人员,谁也不懂奥地利境内的乌克兰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言;唯一能够多少帮上点忙的是位一头白发的老神父,就像医生因为没有吗啡而绝望一样,这位老神父也深受震撼地抱怨,他没法完成神圣的职责,给临终的伤员施行涂油礼,因为他没有油了。他整整一辈子给临终的人行涂油礼的人数,还没有这最近一个月的人数多。我听他用愤怒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六十七岁了,见过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类有可能犯下这样一种罪行。”

  我乘坐着回家的那列伤兵车,在拂晓时分到达布达佩斯。我立刻走进一家饭店,首先想好好睡上一觉;我在那列火车里唯一的座位乃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十一点左右,和睡觉之前一样疲劳至极。我迅速穿上衣服去吃早餐。可是刚走几步,我就不得不揉揉眼睛,我不断地感到我是否在做梦。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早上还是春天,中午已是盛夏。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这样美妙宜人,无忧无虑。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和军官们手挽着手漫步街头。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来自另外一个部队,和我昨天、前天才看见的那些躺在伤兵车里的军人迥乎不同。我衣服上、嘴巴里、鼻子里还残留着昨天运送伤员的车上散发出来的碘仿的味道。我看见这些军官在购买紫罗兰花束,潇洒殷勤地献给女士们。无懈可击的漂亮汽车载着胡子刮得精光、衣着打扮无懈可击的男士们满大街地往来驰骋。而这一切距离前线不过八九小时快车的行程!可是我们有权利控告这些人吗?难道他们活着,试图乐享他们的人生,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也许恰好是因为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所以能够抓到什么就抓什么,几件好衣服啦,最后几小时好时光啦!正因为大家看到,人是多么脆弱,容易遭到破坏,一小颗铅子,就能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把人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回忆、一切认识和狂喜极乐击成齑粉。

  于是人们懂得,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几千人挤在波光粼粼的河畔观看太阳,充分感受自我,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也许还感到力量增强。起先使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几乎都已经释然,不再生气。可是不幸的是,那个殷勤的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打开来看了一眼,这下子我才感到一阵恶心,火冒三丈。报上尽登着胡言乱语,侈谈什么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甚微,敌人损失惨重。战争的谎言向我迎面扑来,赤裸裸的弥天大谎,恬不知耻!不,不是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语言驱使人们去打仗的家伙。但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反驳他们,我们也有罪。

  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

  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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