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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那时候,对于诗人,对于法国作家而言,还并非没有指望发表自己的意见,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一刻不停的胡说八道的声浪所充斥;相反,一位大诗人本能地表态,比政治家们发表的一切官方讲演产生的效果要大上一千倍。因为大家知道,政治家们考虑策略、政治,讲话都得适应当时的需要,充其量也只不过说了一半真话。那一代人——日后大失所望的那一代人——还把诗人视为最佳公民,思想纯正,本着对诗人的信任,他们也就表现出无限的、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军事部门和官厅深知诗人的权威,就设法把一切拥有道德和精神威望的人们都罗致到他们煽动舆论的机构中去:这些人得解释,得证明,得证实,得保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邪恶全都堆积在别人那边,而所有的正义、所有的真理都归于自己的民族。罗曼·罗兰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把那充满仇恨、被一切煽动挑唆的手段弄得火气冲天的气氛再行升温,而是相反,把这气氛予以净化。

  谁若今天重读这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大概已经无法理解它那强大无比的作用;如果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阅读罗兰在文中提出的一切要求,全是极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这些话是在一个群众性精神疯狂的时代说出的。

  这种疯狂在今天已经无法复制。这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主义者惊叫起来,仿佛他们不经意地把一块炽热燃烧的铁块握在手里似的。一夜之间,罗兰就遭到他最老的朋友们的摒弃,书商们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需要用仇恨来激励士气的军事当局已经考虑采取措施来对付罗兰,一份份小册子相继发表,论据是:“战争期间表示人道,乃是伤害祖国。”但是狂呼乱叫每次都证明这一重击正中要害。讨论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已经无法阻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向每个人都提了出来。

  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最感遗憾的是,罗兰那几年给我的信,已无法得到。它们可能毁于这场新的洪水泛滥时期,或者中途丢失,这样的想法压在我的心头,犹如一桩责任未尽。因为尽管我深爱他的作品,我还是认为,他那伟大的良心和他激情的理智曾经释放出来的东西,日后将被人称作最为美丽最富人性的成果。发自一个充满同情的灵魂,挟着无奈的愤怒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向国境之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一个官方认定的“敌人”写的信件和文章,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道德上的文献。

  在这个时代,理解要求人们拿出极大的力量,忠于自己的信念。单单这一点,就要求人们拥有了不起的勇气。从我们这友谊的通信,提炼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兰动议,我们得设法把各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邀请到瑞士去参加一次会议,达到共同一致、更有尊严的态度,也许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本着互相理解的精神,团结一致,向全世界共同发出呼吁。罗曼·罗兰自己愿意从瑞士出发,向法国和外国的知识界人士发出参加此会的邀请。

  我的任务则是从奥地利出发,探询一下我国和德国的诗人和学者,只要他们还没有自己作出公开表示仇恨的宣传,败坏自己的名声。我立刻动手采取行动。当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诗人乃是盖哈特·豪普特曼。为了让他便于表态,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我不想亲自出面直接找他,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里询问一下豪普特曼。拉特瑙表示拒绝,认为现在不是遵守精神上和平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豪普特曼这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

  其实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尝试就已失败。因为托马斯·曼[4]当时已经站在另一个营垒里,在他刚写的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采取的是德国的权利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他照例不会参加任何公开的共同的行动。德默尔,从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写信时却怀着幼稚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签上“德默尔中尉”字样。关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可普·瓦色曼,和他们的私人谈话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所以在德国方面,没有多大希望;而罗兰在法国的进展也并不见得更妙。1914年、1915年还为时过早,战争对于后方的民众而言还过于遥远。我们是孤立的。

  孤立,但并非完全孤立。通过我们的通信,我们还是有所收获。我们看到第一批十几个人,可以真诚地指望他们。他们在中立国或者交战国,和我们想法相同;我们可以互相介绍这边或者那边出的书籍、文章、小册子,某一个结晶点已经得到保证,新的因素会附着上去。由于时间的压力日益沉重,附着上去的新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令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置身于真空之中。这种感觉鼓舞我,不断撰文,为了通过答复和作出反应,把那些和我们有同感的分散的隐蔽的人们显露出来。我总算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家大报可供支配,这样我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生作用的圈子。我不用担心官厅在原则上进行阻拦,因为我从不干预现实的政治。

  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怀有的尊敬还非常强烈。我现在浏览一下我当年成功地偷运给最为广泛的读者大众的那些文章,我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部门的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表示尊敬。我竟然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正酣之际,对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封·苏特纳热情洋溢地称颂一番;她把战争斥为罪行中的罪行。我还在一份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报导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当然我们要使用某些技巧,才能在一场战争期间把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圈子。

  为了描写战争的恐怖和后方民众的冷漠,在奥地利当然有必要把一个“法国”步兵的苦难,在一篇介绍《火线》的文章里显突出来,但是从奥地利前线传来的几百封信件让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多么清晰地看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要不,我们就选择似乎是互相攻击的手段,来说出我们坚定的信念。于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便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针对我的文章《致我在敌国的朋友们》,和我论战。他假装和我论战,把我的这篇文章,连最后一个字都译成法文印出来,便成功地把这篇文章偷运到了法国,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国读到此文(而这正是目的所在)。就用这种方法把闪光信号在两国之间传来传去,这些信号仅仅是记忆片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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