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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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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过了一刻钟,半小时,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宏伟美妙的时刻总是不受时间的约束。罗丹全神贯注,沉溺于创作之中。即使霹雳雷鸣也不会把他震醒。他的动作越来越使劲,就仿佛越来越发火;一种狂野的劲头,或者一阵醺然醉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他越干越快,越来越快,接着双手迟疑起来,似乎认识到,它们已无用武之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朝后倒退,什么也没改动,然后他轻声地自言自语一阵,非常温柔地把湿布又盖在他的雕像身上,就像在心爱的女人肩上披上一块纱巾。他深深地松了口气,全身放松。他的身影又显得沉重起来,火焰已经熄灭,然后发生了对我而言难以理解的事情,伟大的教训:他脱下白色工作服,又拿起家居上衣,转身想走。在极端专心致志的时间里,他已把我完全忘记。他已经不知道,有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到他工作室来观看他工作场所的客人,此刻正站在他身后,深受震撼,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和他的雕塑一样。 罗丹走到门口,正打算关上大门,突然发现了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似的眼睛直盯着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是谁?怎么溜进他的工作室了?可是马上他就想起来了,几乎带着羞愧的神情,迎着我走了过来,开口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不让他再往下说,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抓住他的手:我恨不得亲吻这只手。在这一小时内,我亲眼看见了创造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实际上也是世上任何伟大成就的秘密展示在我眼前,那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汇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远离尘世。每个艺术家都是如此。我学到这点,一生受用无穷。 我原来打算五月底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但是我被迫提前两周出发,因为我那迷人的寓所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无法再住下去。这是一个奇特的插曲,既使我感到逗乐,同时也给我教训,让我看到在不同的法国环境里人们不同的想法。圣灵降临节那两个节假日[33],我不在巴黎,和朋友们一起瞻仰我尚未拜访过的壮丽宏伟的夏特尔大教堂[34]。 星期二早上,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正打算更衣,发现我的皮箱不见了。这几个月,皮箱一直安安静静地放在角落里。我下楼去找这家小旅馆的老板,他和他太太白天轮流坐在小小的门房间里值班。老板是个矮矮胖胖的马赛人,长着一张红脸膛。我常常欢快地和他开开玩笑,甚至有时候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玩掷十五子游戏,这是他最爱玩的。听我说箱子不见了,他立刻激动万分,高声大叫,一面用拳头猛敲桌子,说出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还真是如此!”他和平时一样只穿件衬衫坐着,此刻慌慌张张地穿上外套,脱掉舒服的拖鞋,穿上皮鞋,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不过,事先我得向大家讲讲巴黎房屋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便于把事情讲述明白。 在巴黎,稍小一些的旅馆和大多数私人住房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房主或者房屋主管来锁门,一旦外面打铃,房门就由门房室自动把门打开。较小的旅馆或者住房的房主或者门房,并非彻夜守在他的门房间里,而是躺在床上,摁动一个摁钮——大多是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把大门打开。谁要出门,得叫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同样,谁要从门外进屋,只消报上自己的姓名。 这样,从理论上讲,不会有陌生人半夜溜进屋来。——拂晓两点,有人在我下榻的旅馆门外拉动铃铛,有人进来,自报姓名,听上去和旅馆里的一名客人姓名相仿,取下挂在门房室里的房门钥匙。其实契别鲁斯[35]的责任,就是通过窗玻璃确认这位迟归客人的身份。可是显然他睡意太浓,没有注意。又等了一个钟头,现在有人在屋里叫了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他要出门,门房给他开了大门之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有人竟然在凌晨两点还要离开旅馆,于是门房便翻身起床,出门察看外面的街道,觉察到有人拎着一只皮箱离开了饭店。门房立即披上睡衣,穿着拖鞋,尾随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等他看到那人拐过街角,走进小巧乡间大街的一家小旅馆。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个小偷或者溜门撬锁的窃贼,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又上床睡觉。 一看搞错了,他大为慌张,就和我一起冲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岗,警察立刻到小巧乡间大街的那家旅馆去进行盘问。结果确认,我的箱子还在那里,可是那个小偷显然出去到附近哪家酒吧去喝早咖啡去了。两名侦察便守在小巧乡间旅馆看门人的小房间里,等着那个坏蛋。等到小偷半小时后毫不提防地回到旅馆,立即被捕。 现在我们两个,旅馆老板和我得到警察分局去参与审讯,我们被带进局长办公室。局长是个其胖无比的先生,脾气很好,留着八字胡,制服上装钮扣解开,坐在写字台前。桌上乱七八糟,堆满文件,整个房间烟味浓烈,一大瓶葡萄酒放在桌上,表明此人绝非凶残成性、愤世嫉俗的警察油子之流。首先,他下令把我的箱子带进屋来;我得确认,是不是缺少了什么贵重物品,唯一似乎值钱的物品乃是一本用得很旧的存折,账面上有两千法郎。不言而喻,不是本人,谁拿到它都没用。果然,它一动不动地放在箱子底上。我承认箱子是我的,箱子里的东西没有丢失,做了记录,警官就下令把小偷押进来。和这小偷见面,我还是颇为好奇。 好奇是值得的。这个可怜虫身材矮小,瘦弱不堪,夹在两个身强力壮的军人当中,益发显得怪模怪样,一眼就可看出他衣衫褴褛,小八字胡两边下垂,长着一张耗子脸,愁容满面,饿得半死。我冒昧地说一句,他可是个蹩脚的小偷,技术很不熟练。单凭他第二天一大清早没有拎着箱子逃之夭夭,就可看出他很不在行。他低垂着眼睛站在警察大人面前,浑身微微哆嗦,仿佛身上有点发冷。我必须羞愧地说,我不仅觉得他有点可怜,甚至还对他怀有某种同情。一位警官把搜身时从小偷身上找到的所有物件神气庄严地放在一块大木板上,这时我对他的同情和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一块脏得要命、破破烂烂的手绢,十几把各种大小的私人配制的钥匙和撬锁工具,用一把钥匙圈串起来,碰在一起,发出音乐般的声响,一只破旧的皮夹。幸而没有武器,这至少证明,这个小偷干他这行手艺非常娴熟,但是只以和平方式进行。 警察首先在我们眼前检查那只钱包,检查的结果出人意表,没有什么一千法郎或者一百法郎的钞票,根本一张钞票也没有,只是一些著名女舞蹈家和女演员的袒胸照片,数目不下二十七张,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片。这样一来,没有发现其他犯罪行为,只说明这个瘦骨伶仃、愁容满面的小伙子狂热喜爱美色,巴黎戏剧世界的那些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星辰,他至少可以让她们在照片中憩息在他的心里。尽管警察局长目光严峻地把这些春宫照片和裸体照片一张张仔细观察了一遍,这种社会阶层的一名罪犯居然会有这样古怪的一些藏品,他一定和我一样觉得非常逗乐。我对这个可怜罪犯的同情心,也因为他对这些审美之美所表示的爱好而大大提高。警官郑重其事地把钢笔拿到手里,向我发问,是否要向这个罪犯提出起诉,我理所当然地快速回答:不。 现在要理解当时的情景,又需要插入一段说明。在我们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倘若有人犯了罪行,是由官方来提出控告,这就是说,是由国家独断专行地把司法权抓到自己手里。而在法国则由受害人自由选择起诉与否。我个人感觉,这种权利观比所谓的一成不变的权利要合理得多。因为这种观点使人有可能原谅那个加害于你的人,而在德国,譬如说,一个女人妒性大发,开枪打伤了她的情人,受伤者千央告万哀求,也无法使那女人免于判刑。那个女人一时冲动打伤的那个情人,也许正因为女方感情如此激动,更加爱那个女人。可是国家介入案件,硬把女人从那男人身边拽走,把她投入牢房。而在法国,男方原谅女方之后,道歉和解,就手挽着手回家去,这件事情就可以看作已经内部解决。 我刚斩钉截铁地说了那个“不”之后,便发生了一个一波三折的突变。夹在两名警察当中的那个瘦个子男人,突然站直身子,以一种难以描写的感激的目光凝视着我,这我永远不会忘记。分局长心满意足地把钢笔放下;显然我拒绝起诉小偷,分局长也很高兴,这样就省得他再写那些繁琐的公文报告了。可是我的房东却不然,他连脸带脖子都涨得通红,冲着我大吼大叫我不该这么办,这批无赖必须彻底清除,一个不留,说我无法想象这批流氓干了多少坏事,一个正派人得一天到晚都提防这些家伙,放走一个就鼓励其他上百个坏蛋跟着作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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