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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爆发出来的是一个生意受到损害的小市民身上的全部诚实、正直和心胸狭窄,他要我看到这个小偷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招来的各种麻烦、烦恼,简直是粗暴地,用威胁的口气要求我立即收回我的宽恕。可是我不为所动。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找到了我的箱子,没有遭到什么损害,这事对我来说就算已经了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进行过投诉,想到别人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得不去蹲监狱,吃牢饭,我今天中午也会心情更为舒畅地去吃一块肥硕的牛排。

  我的房东立即反驳,火气越来越大。分局长宣布,不是他而是我来作出决定。我拒绝投诉,放弃诉讼,就此了结。房东听了这话,突然扭头就走,十分恼火地离开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房门。分局长站起身来,微笑着目送那火冒三丈的房东离去,十分默契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样,官方的案子就此完成。我伸手去拎我的皮箱,打算拎着箱子回家。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那个小偷急急忙忙地走到我的跟前,十分谦卑地说:“啊,别价,先生,我帮您把箱子拎到您家里去。”于是我便迈步回家,身后跟着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我的箱子,又走完那四条街,回到我住的旅馆去。

  就这样,这场起先令人生气的事情似乎以欢快收场,令人极为愉悦。可是很快就引出两场好戏,使我很受启发,得以对法国人的心理有所了解。第二天,我去看维尔哈仑。他一脸坏笑,向我表示问候:“你在巴黎这儿奇遇不少啊。”他开着玩笑,说道:“尤其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么有钱,简直富得流油啊。”我开头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把报纸递给我,瞧,报上登了一篇其长无比的报导,记载昨天发生的事件。

  当然,在这篇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里,我简直找不到真正的事实。记者以卓越的新闻报导的技艺,描述在内城的一家旅馆里,一位高贵的外国人——为了使故事更加有趣,我就变成了一个高贵人士——有只皮箱失窃,箱子里装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还有一张存折,账面上有两万法郎——一夜之间两千翻了十倍,——以及其它一些无可补偿的物品(实际上只是一些衬衫、领带),起先此案似乎漫无头绪,毫无线索,因为小贼异常狡诈,作案时显然对地形十分熟悉,但是该区警察分局局长“某某”先生,以他“著名的干劲”和“敏锐的洞察力”,立即采取各项措施,仅仅在一小时之内,通过电话关照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寄宿宿舍,进行仔细调查,并以惯有的精确方式,贯彻执行他的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获犯罪分子。

  警察总监立即对这位优秀的警官作出这一卓越的成绩,表示他的特别赞扬。因为这位警官以他的出色能力和远见卓识,又一次为巴黎警察这一模范组织,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这篇报告自然毫无真实之处,那位优秀的警官根本没有一分钟需要离开他的办公桌。我们把小偷连同皮箱一起送到他的所里,而他却利用这一良好的机会为他个人在报纸上大捞资本。

  这段插曲的描写,对小偷和崇高的警察分局长而言,颇为可喜。可是对我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从此时开始,从前待人如此和蔼可亲的旅馆老板,现在是不遗余力地让我呆在旅馆里日子难过。男仆打扫我的房间漫不经心,来信莫名其妙地丢失,甚至在邻近的店铺里,大家对我也是冷脸相迎。烟草店因为我需求很大,平日把我看做“好伙计”,现在对我也板着脸。小市民的道德受到伤害,不仅整个旅馆,而是整条大街,甚至全区都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我,因为我“帮助”了小偷。最后我别无他法,只好带着那只获救的皮箱撤走,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自己成了罪犯。

  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伦敦给我的印象是,在炎热无比的日子里,突然走进阴冷的地方:一开始你会不由自主地冷得一阵哆嗦,但是很快眼睛和其它感官也都适应了环境。我从一开始就安排在英国呆上两三个月时间,似乎把这视为一项必须先修的课程,因为如果不了解几世纪来我们世界一直让英国这个国家自行其是,独来独往,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个世界,评价它的力量。另外我也希望,和人家多多对话,多多参加社交活动,把我生了锈的英文也弄得光鲜漂亮一点。

  话说回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流利地说过英文。可惜这点没有办到:我和我们大陆上所有的人一样,和海峡对岸很少文学上的联系。在我下榻的小旅馆里,早餐的时候谈话,平时闲聊都不外谈谈王宫、赛马和聚会,我都觉得插不上嘴,十分窘困。他们要是讨论政治,我搞不清楚,因为他们老说“乔”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张伯伦[36]。同样,谈起爵士们,也总是称呼名字,不说他们姓什么;碰到马车夫说伦敦土话,我的耳朵好长时间就像灌了蜡,聋得什么也听不进去。

  因此,我没有像我预先期望的那样取得快速进步。我试图在教堂里从布道师那里多少学到一点优美的措辞,到法院去两三次,凑凑热闹,旁听判案。我上剧院听演员说标准的英语,——但是我始终不得不费劲地寻找在巴黎向我迎面涌来的东西:社交场合、伙伴友谊和欢快情绪。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他讨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对于好交往的英国人而言,由于我对运动、赌博、政治以及英国人平素关心的事情极端漠不关心,不以为意,他们大概也觉得我相当缺乏教养,枯燥无味。我从来没有能够和一个环境、一个圈子有深入的联系。于是我在伦敦的时间十分之九是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或者在大英博物馆里写作研究中度过的。

  首先我当然设法好好地散散步,开头八天就逛遍了伦敦城,直逛得脚底发烫。怀着大学生的责任感,游览了旅游指南上介绍的一切名胜古迹,从杜莎夫人蜡像馆[37]直到议会大厦。我学着喝麦芽啤酒,用英国人通常爱用的烟斗取代巴黎的香烟。在上百件细小事情上,我竭力使自己适应英国。但是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能建立真正的联系。谁若只是在表面上看看英国,那就忽略了本质的东西,就像忽略城里那些家底雄厚、资产高达千百万的公司一样。

  从外表看,这些公司你也只看见那些擦得锃亮的黄铜招牌而已。带进一个俱乐部,我不知道到那儿去干什么,一瞅见那些低矮的皮沙发,就跟整个气氛一样,使我精神上发困,想睡,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不是由于聚精会神地工作之余或者做了运动之后,用这种聪明的方法来放松精神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腰缠万贯,把悠闲无为提高到崇高的社交艺术的地位,而只是成天无所事事,到处东张西望,这样的人,伦敦城会把他当作一个异类,断然排除在外。而巴黎则会兴高采烈地让他在巴黎更加温馨的活动中一同向前涌动。我的错误在于,我发现这点太迟;我应该在伦敦参加个什么工作,来度过这两个月,在什么企业里当个实习生或者在一家报馆里当个秘书,那我至少深入到英国的生活中去,哪怕只深入一点。仅仅在旁观察,我的经历极少,到多年之后,在战争期间,我才对真正的英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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