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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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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翁·巴扎尔杰特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现在大多数讲述现代法国文学的文章里都忘记提及,这很不公平。他跻身于近代诗人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把自己具有独创性的力量,全都用来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把他全部美妙的精力都节省下来留给他深爱的人们。他是个天生的“好伙伴”,我结交他,结交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绝对典型人物: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真正献出自我。 他毕生的任务仅仅在于,使他那时代的价值真正发挥作用,想也不想他理应得到的高傲称号,因为发现了这些外国作家或者促进了他们的声誉而备受称赞。他的积极热心,只是他道德意识自然发生作用。他看上去有些军人气概,尽管他自己是个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人交往总是赤诚相待,是个真正的好伙伴。他时刻准备提供帮助,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始终如一,像个钟表一样准时准点,对人关怀备至,极为周到,可是从来不谋私利。为了朋友,他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金钱,他到处都有朋友,人数不多,可是精挑细选。他用十年功夫介绍瓦尔特·惠特曼,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全部诗作,写了一部宏伟的传记,让法国人接近这位诗人,以这位自由无羁、热爱世界的人作为榜样,把他的民族的精神目光引到国境线之外,使他的同胞变成更有丈夫气,彼此更加亲密友善,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是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 不久我们成为兄弟般的莫逆之交,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因为我们两个都乐于全身心地介绍外国的作品,毫无外在的利益,因为我们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视为人生的首要价值和最终价值。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认识到那个“地下的”法兰西,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书[26]中读到,奥利维向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迎面走去,我几乎以为看到了我们的亲身经历得到展现。 但是我们友谊中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最难忘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友谊不断克服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棘手的事老是插在当中,必然会阻止两位作家深交,使他们之间难以建立真诚而又亲切的友谊。这件棘手的事情便是,巴扎尔杰特对于我当时创作的一切全都断然否定,态度却是非常真实诚恳。他深爱我个人,对我献身于介绍维尔哈仑的作品尊敬有加。每次我去巴黎,他总是绝对忠实地站在列车旁,第一个迎上来向我问候,能帮我的地方,他立即出手相助。 我们在一切决定性的事情上都观点一致,比一般兄弟之间还要默契。但是对我自己写的作品,他却是坚决彻底地说“不”。他读过我的诗歌和散文,那是亨利·基尔波[27](他在一次大战中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的法文译本,他坦诚地拒绝接受的态度毫不含糊,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这是一种深奥的文学(他从根本上表示厌恶),他生气的作者偏偏是我。他对自己也是绝对诚实,所以在这点上他毫不妥协,不肯客气地表示一点让步。 譬如他在编一份刊物,他就求我帮忙,——这就是说,他只是在形式上求我,给他从德国物色几个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要我征求几篇作品,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我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他却一点也不向我约稿,我的作品,哪怕一行字,他也坚决不予发表。与此同时,完全是忠于我们的友谊,他就为一家出版社审校我的一本作品的法文译本,完全是自我牺牲,不拿一分稿酬。 我们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有十年之久,没有一小时由于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而有所削弱,使我觉得它特别弥足珍贵。在一次大战期间,先前的一切全都宣布无效,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表示个人意见的形式,这时,恰好是巴扎尔杰特表示的赞同比任何人的赞同更使我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十年来一直诚实地对我的作品表示生硬的否定,现在对我的新作表示肯定,也同样真诚。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尽管他是个德语诗人,我却把他亲爱的名字写在我在巴黎时日的篇页上,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经常和他在一起,和他交往最深,我总看见他的面容就像印在旧日的画幅上,总是以这座城市为背景衬托出来。他爱这座城市,甚于爱任何其他的城市。我今天想起他和另外一些语言大师,他们推敲语言就像那些显赫的金银艺术的大师精雕细刻一样。我想起这些尊敬的姓名,他们像不可企及的星辰一样照亮了我的青年时代。 这时,在我心里便会不可抗拒地涌现出一个哀伤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时代,这些生性纯净,只为创造抒情产品而生的诗人还能够生存吗?我充满爱意地为他们悲叹,这不是一个业已湮没无闻的种族吗?在我们这个遭受命运的各种疾风暴雨侵袭的日子里,这个种族没有直接的后嗣——这些诗人,对外界的生活无所企求,既不要大众的同情,也不要荣誉的标志,既不慕尊荣,也不牟利益,只求在平静之中生活,让他们充满激情地努力创作,写出一节又一节精雕细刻的诗句,每一行都浸透了音乐的韵味,色彩缤纷光彩照人,图像耀眼生辉。他们组成了一个行会,在我们嘈杂喧闹的日子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像僧侣般的修会。 这些有意识地避开日常凡俗生活的诗人,对他们而言,宇宙之间最重要的莫过于韵脚,诗韵轻柔无比,却比时代的轰响寿命更长。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相配,激起那种无法形容的波动,比一片风中落叶引起的声响更为轻柔,却又触动最遥远的心灵的震颤。但是这些忠于自己信念的诗人存在于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起到多么振奋的作用,这些语言的维护者,严格忠于职守,只对洗练净化的语言献出他们的爱,语言不是用来满足时代和报纸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持久存在,流传下去。 看见这些诗人,我几乎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生活得那样不声不响,毫不张扬,不见踪影,一个像农夫般蛰居乡间,另一个找了门小差使,第三个漫游世界,活像个倾心虔信的朝圣者。所有这些诗人都只为少数人所知,这少数人因而更加热情地喜欢他们。一位住在德国,一位住在法国,一位住在意大利,可是每个人都住在同一个故乡,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歌之中。他们坚决摈弃一切转瞬即逝的俗物,精心制作艺术品,就把自己的生活也塑造成艺术精品。 在我们青年时代,看到这些毫无瑕疵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我总觉得生活奇妙无比。但是我暗自提心吊胆,一再问我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把人凶狠已极地从每一个自我审视的角落驱赶出来,犹如一场森林大火把所有的动物都从隐蔽深藏的犄角里直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纯粹献身给抒情艺术的心灵能够生存吗?我也知道,诗人的奇迹在不同的时代一再发生,歌德在他致拜伦爵士的哀歌中表达的动人慰藉,永远是真实不爽:“因为大地又创造了他们,犹如他们曾一次次为大地创造一样。”承蒙上帝恩赐,这样的诗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即便是在最低下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赋予它珍贵的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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