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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自从到木箱厂上班后,收工后我会漫无目的地穿过城市。冬天的下午庇护了我,因为天色早早就暗下来。商店橱窗亮着黄色的灯光,像是公共汽车站。橱窗里有两三个穿着一新的石膏人像等着我。它们紧靠在一起,脚前摆着价格牌,好像它们要小心翼翼,生怕踩着什么。好像脚前的价格牌是警察做的标记,好像就在我到达前,有个死者刚刚被抬走。小一点的货品摆在橱窗的高处。那里摆满了陶瓷和金属餐具。经过橱窗时,我就像扛着抽屉一样,把它们扛在肩上。惨淡的灯光下,货品正等着买主,它们比买主活得更久。也许和群山一样久。从大广场那儿我忍不住走进了居民区。窗口的帘幕上透出灯光。样式繁多的尖顶圆花窗和繁复的绣线图案上同样映着秃树枝的黑色映像。屋里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因为狂风大作,他们的窗帘有了生命,白色的绣线与黑色的树枝不断组合着。直到街的尽头,天空才豁然开朗,我看到晚星在融化,于是把脸靠上去。这样,时间也耗得差不多了,我终于能肯定,回去时家人都已经吃过了。

  我已经不会用刀叉吃饭了。不但手在抽搐,吞咽时喉咙也在抽搐。我知道挨饿是怎么回事,人在饿了很久后终于得到食物,会如何慢慢享用,或者狼吞虎咽。可是我已经忘却,该咀嚼多久,该何时吞咽,才算是有吃相。父亲坐在对面,桌面在我看来大得就像半个世界。他半闭着眼睛瞧着我,掩饰着他的同情。一瞥之下,他整个的震惊变得明亮起来,像他嘴唇内侧石英般闪亮的粉红黏膜。祖母毫不犹豫地护着我,这一点她做得最好。她熬很稠的汤,可能就是让我不必辛苦地摆弄刀叉。

  八月份收到信的那天,我们吃排骨青豆汤。看完信后我不怎么饿了。我切了厚厚一片面包,先吃了桌上的面包屑,然后开始喝汤。我的替代兄弟跪在地板上,把滤茶网套在玩具狗头上做帽子,然后把它两腿分开骑在阳台小柜的抽屉沿上。罗伯特所做的一切我都觉得怪异。他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孩子:眼睛是母亲的,深蓝色,浑圆而苍老。这双眼睛会永远如此,我心想。上唇继承了祖母,鼻子下端宛如尖尖的领子。上唇也会永远如此。他弧形的指甲遗传自祖父,它们也会永远如此。他的耳朵像埃德温叔叔,那弯曲的皱褶在耳郭上部弯曲变平。三种不同的皮肤,六只同样的耳朵,因为这耳朵也会永远如此。他的鼻子不会一成不变,我想,鼻子会随着成长而变化。以后它也许会像父亲的,鼻根的边缘骨楞楞的。如若不然,他就根本没有像父亲的地方了。那么父亲就不能为这个替代孩子加点儿什么了。

  罗伯特走到我身边,站在桌旁,左手拿着头戴滤茶网的莫皮,右手抓住了我的膝盖,好像那是凳子角。八个月前我回到家乡,和家人拥抱,自那儿之后,这个家里再没人碰过我。对他们而言,我无法接近,对罗伯特而言,我是家里的新物件。他抓住我就像抓着家具,好扶稳自己,或是往我大腿面上放些东西。这次,他把莫皮塞进我的夹克口袋里,好像我是他的抽屉。我端坐不动,好像就是个抽屉。我真想把他推开,可是“无动于衷的人”阻止了我。父亲把那个玩具狗和滤茶网从我口袋里掏出来,说道:

  拿着你的宝贝。

  他和罗伯特下了台阶,走到庭院里。母亲坐到我对面来,看着面包刀上的苍蝇。我搅动青豆汤,看见自己在奥斯瓦尔德·恩耶特那儿,坐在理发室的镜子前。图尔·普里库利奇走进门来。我听见他说:

  小的宝贝上面写着“我在这里”。

  大些的宝贝上面写着“你还记得吗”。

  最美丽的宝贝上却写着“那儿我曾去过”。

  “那儿我曾去过”从他嘴里说出来像“图瓦瑞西奇”[92]。

  我已经有四天没刮胡子了。在阳台窗户的镜像里,奥斯瓦尔德·恩耶特黑毛覆盖的手移动剃刀刮过白色的泡沫。刀锋过处,我的脸从嘴巴到耳朵留下一道橡皮带般的皮肤。或许当时那就是饥饿长长的裂缝一般的嘴巴。父亲说到宝贝时,竟会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毫无概念,因为他们两人从未有过饥饿的嘴。面包刀上的苍蝇对阳台就像我对理发室一样熟悉。它从面包刀飞到柜子上,再从柜子上飞到我那片面包上,然后落到碟子边,从那儿再飞回面包刀上。每一次它都斜斜地起飞,嗡嗡地盘旋,然后悄无声息地降落。

  小盐瓶的黄铜盖上打着精致的小洞,它从不落在那儿。我一下明白了,为何回家后我还没用过盐瓶,它的盖子闪烁着图尔·普里库利奇黄铜般的眼睛。我吸溜吸溜地喝着汤,母亲细听着,仿佛我会把那封来自维也纳的信再读一遍。面包刀上,苍蝇转动的时候肚子闪着光,有时像露珠,有时又像柏油珠。露珠,柏油,当前额在鼻子上方斜斜地被劈开时,时间一秒一秒地挨过。哈索维,可一整条领带怎能塞进图尔那张短短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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