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73)_赫塔·米勒

七三

　　▼总有一天我会走在优雅的铺石路面上

　　第四个和平年到来了，山菠菜依旧婉转悠扬地绿着。我们再也没有发狂的饥饿，也就不用采食它了。我们确信，饿了我们四年后，再让我们吃饱，不是想让我们回家，而是让我们留在这里干活。每一年，俄国人都期盼着来年，而我们却心存恐惧。于我们而言，旧时代挡住了去路；对他们来说，新时代流入了他们辽阔的国度。

　　有传言说，图尔·普里库利奇和贝娅·查克尔这些年来在洗衣间里私囤衣物，拿到集市上售卖，再与施矢万涅诺夫分赃。这一行径导致许多人冻毙；就算按营规，他们也该有内衣、工作服和鞋子。我们不再去数死了多少人。可一算过了几个和平年，我才知道，在特鲁迪·佩利坎的医务室记录中，从第一个到第二、第三、第四个和平年，有三百三十四个人永远安息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不去想这个数字，可是有一天，它像拨浪鼓般出现在脑海里，从早到晚跟随着我。

　　焦炉组的铃声响起时，我常常想，那是辞旧迎新的钟声。希望能有一天，我看到的不是营地林荫道边的长凳，而是公园里的长凳，上面坐着个自由人，一个从未进过劳动营的人。一天晚上，在舞场上，大家都在说着“绉胶底”^[86]。我们的歌手伊萝娜·米悉问那是什么。卡尔利·哈尔门朝律师保罗·加斯特瞥了一眼，说“绉胶”是谐了“翘辫子”^[87]的音；在荒原上空的天堂里，我们都穿“绉胶底”的鞋。伊萝娜·米悉依然将信将疑。聊完“绉胶底”，大家又说起“法乌利腾”^[88]，据说如今在美国很流行。伊萝娜·米悉又问“法乌利腾”是个啥。手风琴手康拉德·凡恩觉得，“法乌利腾”嘛，是种发型，就像是耳朵边儿翘着个鸟尾巴。

　　每隔两个星期，俄国人村子电影院会为我们这些囚犯放电影和每周新闻纪录片。电影有俄国的，也有美国的，甚至有从柏林调过来的UFA^[89]电影。在一部美国新闻纪录片中，五彩纸屑像雪花般在摩天大楼间飘舞，络腮胡子的男人们穿着“绉胶底”鞋高声欢唱。看完电影，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大胡子就叫“法乌利腾”。他说，我们如今是彻底俄国化了，可同时又跟美国人一样时髦。

　　我也不知道啥是“法乌利腾”。我很少去电影院。因为上夜班，放电影时不是在地窖里，就是给地窖的活儿累得缓不过劲。不过这个夏天我有了橡胶软鞋，因为柯贝里安送了我半个轮胎。还有，我可以锁上留声机箱子了，因为保罗·加斯特给我做了把钥匙，上面有三个精巧的小凸起，像是鼠牙。此外，我还从木匠那儿弄到一个配了螺丝锁的新木箱。我一身上下都是新衣。“绉胶底”鞋根本不属于地窖，“法乌利腾”自己会长，也许挺适合图尔·普里库利奇那张脸。我觉得它滑稽透顶。

　　我心想，尽管如此，应该会有那么一天，作为平等的人跟贝娅·查克尔和图尔·普里库利奇在别的地方碰面，比如说，在某个火车站，有铸铁壁柱和蔓缀的牵牛花，像一个温泉度假地。比如说，我上了火车，发现图尔·普里库利奇坐在同一包厢内。我会打个简短的招呼，在斜对面坐下来，仅此而已。我会表现得好像就仅此而已，因为我会看见他的婚戒，却不会问他是否是跟贝娅·查克尔结的婚。我会打开三明治的包装，放在小折叠桌上。

　　白面包上涂着厚厚的黄油，还有粉红的熟火腿。三明治不好吃，可我不会让人看出来它不好吃。或许，我会碰到齐特琴手洛玛。他会和歌手伊萝娜·米悉一道来。我会看见她的甲状腺肿块又长大了。他们是来接我去雅典娜音乐厅^[90]听音乐会的。我会用假嗓跟他们说抱歉，请他们暂时离开。然后我会变成验票员和引座员，在入口处接待他们，伸出食指说：请出示你们的票；我们这里是按单双数的，你们是113和114号，得分开坐。直到我笑出声来，他们才认出是我。或许我根本不会笑。

　　我还设想过，可能会在一个美国都市里，再次碰到图尔·普里库利奇。他没戴婚戒，却挽着策莉姐妹中的一个走上台阶。策莉没有认出我，而他却像埃德温叔叔那样眨了眨眼睛。埃德温叔叔眨眼时总爱说：这下我又拿一根睫毛冒险了。我也许会继续向前走，仅此而已。或许我从劳动营出来时，还是挺年轻的，就像人家说的，风华正茂，一如伊萝娜·米悉颤动着喉头用咏叹调唱到的：我才要满三十岁。也许我会第三次、第四次遇见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的第三个、第四个、第六个、甚至第八个未来，我仍会频繁地遇见他。

　　也许有一次，我从旅馆三楼的窗户朝下面的街道看，天也许正在下雨。下面有个男人准备撑开伞。伞卡住了，他忙了许久才打开，浑身都淋湿了。我也许会看到，那双手是图尔的，但他不会知道我在看。我也许会想，要是他知道的话，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撑开伞了，或者就会戴上手套，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条街上。如果那人不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只是有双他的手，我便会趴在窗口冲他喊叫：到街对面去啊，那儿有雨篷，你就不会淋湿了。他兴许抬起头来说：怎么跟我你呀你的。我便会回答：我没看到您的脸，我只是用“你”来称呼您的手。

　　我曾想象，有一天会走在优雅的铺石路面上，那个地方迥异于我出生的小城。优雅的铺石路面是黑海边上的一条人行道。海水荡漾着，泛起白色的泡沫，那景象是我平生所未见。人行道上闪烁着霓虹灯，萨克斯管吹奏着乐曲。我会遇到贝娅·查克尔并且认出她，她眼睛转动时依旧那般迟疑，目光依旧那般偏斜。我肯定没有脸，因为她没有认出我。她依然一头厚重的头发，只是没有编结发辫，白如面粉的头发在鬓边飘动，如海鸥展翅。她的颧骨依旧突出，下棱角分明的暗处如正午时分两个屋角下的阴影。我会想起那个直角，想起营地后面的居民点。

　　上一年的秋天，营地后面兴建了一处俄国人定居点。从芬兰运来实木构件，盖成一排排芬兰式的房舍。卡尔利·哈尔门跟我描述道，那些构件严格按标准加工，且配有详细的安装图纸。不过，所有构件卸货时都搞乱了，谁也不知道，哪些跟哪些搭。结果安装时闹得一团糟，构件要么少了，要么多了，要么拿错了。那些年，只有那位建筑工程师把强迫劳工当作文明人，因为在他们的国家，直角就是九十度。他觉得遣送来的人有头脑，因此我才记住了这些。在一次抽烟休息时，他在工地上大谈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与无能。从他这番话里人们认识到：俄国人知道什么是直角，但就是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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