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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面包失窃案

  范妮从不穿工装夹克,而是穿件白色工作服,外面罩件钩织羊毛衫,这样的衣服她有两件,不穿这件,就穿那件。一件是坚果褐色,一件是暗紫色,像没削皮的红甜菜头;一件土黄色,一件有灰白点子。每件都是袖子太宽,肚子那儿太紧。我们从不知道,哪件羊毛衫该哪天穿,而且范妮究竟为何一定要在工作服外面罩上它。保暖可别指望,洞眼太多,又没有多少羊毛。那是战前的羊毛,反复织过多次,拆过多次,仍然很耐钩。也许这羊毛来自一个大家庭所有穿坏的罩衣,也许是这个家庭所有过世的人传下来的。范妮的家庭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是战前还是战后成的家。对于范妮其人我们不感兴趣。可是,人人都对她恭顺有加,就因为她负责发面包。她就是面包,是女主人,我们天天都对她俯首帖耳。

  我们的眼睛离不开她,似乎她会为我们创造面包。我们的饥饿紧盯她身上的一切。她的眉毛宛如两柄牙刷,脸的下方是强有力的下颌,两片马唇短得包不住牙龈,灰色的指甲,手中的大刀精确切割每份面包,还有她厨房秤的两个鸟嘴[55]。尤其是那双沉重的眼睛,像算盘木珠一样了无生气。那算盘她很少用。人们甚至不敢对自己承认,说范妮丑得吓人。谁都害怕给她看出自己在想什么。

  鸟嘴上下摆动时,我的眼睛也随之而动。我咬紧牙关,因为我的舌头像鸟嘴一样在口中颤动。然后我张开嘴,好让范妮看到我露齿而笑。你要勉力而笑,要笑得彻底,真笑假笑浑然一体,笑得无助,笑得有心,就怕在范妮那儿失宠。能行的话,就别去冒犯她,而是激发她的公平,让她的天平向你倾斜几克。

  可这是白费心机,范妮的情绪并未好转。她的右腿短很多。走向面包架的时候,跛得很厉害。我们都说她是个瘸子。那条腿短太多,连她的嘴角都给扯了下去。左边嘴角一直扯低,右边则时不时扯下来,让人觉得,恶劣的心情似乎不是源自那条腿,而是源自黑面包。嘴角的抽动,尤其让她右半边脸现出痛苦的表情。

  她给我们所有人发面包,因此那条跛腿与脸上的痛苦对我们来说便有了命运的味道,就像历史踉跄的脚步。范妮有些神圣的共产主义味道。她肯定是个忠心耿耿的劳动营管事干部的家属,一个女面包官,否则肯定不可能达到主宰面包的级别,也不可能成为饥饿天使的同谋。

  她独自一人站在粉刷成白色的面包房里,手握大刀立于柜台之后,一边是厨房秤,一边是算盘。她的头脑中肯定列着一个个清单。她清楚地知道,该给谁六百克,给谁八百克,给谁一千克。

  我被范妮的丑陋征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扭曲的美,这美又引向了尊重。如果厌恶她,我会变得冷冰冰的,这在秤的鸟嘴前是会有风险的。我一边卑躬屈膝,一边嫌恶自己,不过那是在品尝了她给的面包、已经吃得半饱之后的那几分钟里。

  现在想来,当时范妮发的三种面包我都熟悉。第一种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家常酸面包,一直都是新教基督赐予辛勤劳作的信徒的。第二种是棕色全麦面包,来自德意志帝国,是希特勒的金麦穗做的。第三种是俄国人秤盘上的配给面包。我相信,饥饿天使知道、也利用了面包里的这种三位一体性。天蒙蒙亮时,第一批面包便出厂了。六七点之间我们去食堂时,范妮将每人那份都已称好。当着每人的面,她把那份面包再上秤,看平不平,有时加一点面包渣,有时切掉个角。然后她用刀尖指指鸟嘴,马下巴歪向一边,陌生地打量我,仿佛四百天以来,每天早上她都是头一次看到我。

  早在面包失窃案发生的半年前,我就想,我们会为了饥饿去杀人的,因为范妮那冷漠的神圣性已经渗进面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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