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27)_赫塔·米勒

二七

　　范妮用第二次精确的称量告诉我们，她是公平的。称好的一份份面包放到架子上，盖上白色亚麻布。每份面包的盖布她都微微掀起，接着再盖上，就像是个老到的乞丐挨门挨户兜售煤块。范妮站在白色的面包房里，身着白色工装，用白色的亚麻布，这个庄重的仪式旨在显示面包卫生，这是劳动营里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苍蝇可以落在亚麻布上，但决不允许落在面包上。它们想得逞，只有等面包到了我们手上。它们要是逃得慢，我们会把它们的饥饿连同面包一起吃掉。关于苍蝇的饥饿我从未反思过，也从不曾细想过用白色亚麻布策划的那幅卫生图景。

　　范妮的公正让我服膺。她那歪嘴与秤的精准珠联璧合。她是令人厌恶，但其中不乏有种完美。范妮非善非恶，不是凡人，而是穿着钩织衫的法则。我似乎想都没有想过，拿范妮和其他女人比，因为谁也没有她近乎病态的纪律性和完美无瑕的丑陋。她就像块配给的盒式面包令人渴求，湿得一塌糊涂，粘得一塌糊涂，可恶地充满着营养。

　　我们一大早便拿到全天的面包份额。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拿正常定量，每天八百克。拿六百克定量的人呢，在营区里干轻活儿：把厕所的粪便倒入蓄粪池，铲雪，春秋两季大扫除，把林荫道的镶边石刷白。拿得到一千克的没多少人，只有干特重体力活儿的才有份儿。六百克听起来挺多的。可那面包太厚实，从整条中间切下来，就算八百克，也就大拇指那么厚一片。运气好的话，分到顶头带角儿有硬壳的部分，一片就有两个拇指厚。

　　每天面对的头一个抉择是：我是否忍得住，不在早饭时就着野菜汤把一天的口粮全部吃掉。能否在饥饿的包围之中，留出一小块儿给晚上。午餐是不吃的，因为要干活儿，也就不需面对抉择。如果早上意志坚定，晚上收工后，便要面对第二个抉择：我是否忍得住，只到枕头下摸摸，看看省下的面包是否还在。能不能等到集合点名之后，进了食堂再吃。那意味着，要再等上两小时。若是点名拖了时间，还得等更久。

　　早餐时忍不住的话，根本剩不下面包给晚上，也就不用做什么抉择了。我舀上半勺汤，咂咂地深吸着。我学会了缓慢地吃，每喝完一勺汤，就咽咽口水。饥饿天使说：口水让汤更耐喝，早点睡觉腹少饥。

　　我早早上床，却不时醒来，小舌头因肿胀而跳动着。无论眼睛是睁是闭，无论是翻来覆去还是盯着夜灯，无论是有人打呼噜时发出溺水般的声音，还是橡皮虫咔嗒叫着爬出布谷鸟钟，暗夜都漫无边际。夜色中，范妮的亚麻盖布无边地白着，下面躺着许多面包，遥不可及。

　　早上国歌之后，饥饿和我一道赶去吃早饭，赶去范妮那儿。赶去做那个非人的抉择：今天我忍得住吗？能留下块面包给晚餐吗？能吗？能吗？……

　　这“能吗”又能想多久呢？

　　饥饿天使整日啃噬着我的脑子。终于有一天，它使我扬起了手。就是用这只手，我差点把卡尔利·哈尔门打死。那是一次面包失窃事件。

　　卡尔利·哈尔门那天休息，早饭就吃光了一天的面包。其他人都干活去了。从早到晚，工棚里就他一个人。晚上，阿尔伯特·吉翁省下的面包不翼而飞。阿尔伯特·吉翁一连五天都意志坚强，省下了五小块儿面包，差不多是一天的定量。他一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干活儿，和许多省下面包的人一样，一整天想着晚饭喝汤吃面包。下了班，和所有人一样，他也先掀开枕头看。面包不见了。

　　面包不在那儿，而卡尔利·哈尔门穿着内衣坐在床上。阿尔伯特·吉翁走到他面前，二话不说朝嘴上就是三拳。卡尔利·哈尔门没吭一声，朝床上吐了两颗牙。这位手风琴手揪着卡尔利的脖子，将他扯到水桶边，一下子把头按进水里。水泡从嘴里、鼻孔里冒出来，然后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再后来就没了动静。鼓手把卡尔利的头扯起来，死命地掐他脖子，掐得他的嘴跟范妮的一样恶心地抽搐起来。我把鼓手撞开，却抄起了自己的木鞋。我抡起手臂，看样子便要结果了面包贼的性命。律师保罗·加斯特一直坐在上床观战。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身扑到我背上，劈手夺去木鞋，一下子掼到墙上。卡尔利尿了裤子，瘫在水桶边，吐了一地糨糊状的面包。

　　谋杀的欲望吞噬了我的理智。暴徒不光我一个，是我们一群。卡尔利穿着鲜血和尿浸透的内衣，给拖到工棚外的夜幕下。正是二月时节。我们把他靠在工棚外墙上，他摇晃着瘫倒下去。鼓手和我不约而同地解开裤子，阿尔伯特·吉翁和其他人也依样照做。我们反正要上床睡觉了，于是就一个接一个朝卡尔利脸上浇。律师保罗·加斯特也没落下。这时两条警犬叫起来，一个警卫也跟着跑过来。闻到血腥味的警犬狂吠不止，警卫也破口大骂。

　　律师同警卫一起把卡尔利抬到医务室。我们目送着他们，用雪搓掉手上的血迹。大家默默地回到工棚，爬上床。我手腕处有一块血迹，对着光细看，心想卡尔利的血真是红，像火漆一样，谢天谢地不是静脉血，而是动脉血。工棚里异常安静，听得到布谷鸟钟里橡皮小虫的咔嗒声，近得仿佛来自我的脑中。我不想卡尔利·哈尔门了，也不想范妮那白得漫无边际的亚麻布，甚至连遥不可及的面包也没想，便沉入了深深的、静谧的梦乡。

　　第二天早上，卡尔利·哈尔门的床空空荡荡。我们一如往常上食堂吃饭。下了场新雪，雪地上也空空荡荡的，不见了血迹。卡尔利·哈尔门在医务室躺了两天。两天后，他回到食堂，坐在我们当中，眼睛肿着，嘴唇乌青，伤口化了脓。面包那事儿已经了结了，大家举止如常。我们没有因为偷窃而责骂卡尔利·哈尔门，他也没有因为挨打而心生怨怼。他心里明白，自己是活该。面包法庭不审判，只施罚。底线才不遵从什么条款，才不需要什么法律。底线就是法律，因为饥饿天使也是贼，它偷走了我们的脑髓。面包面前人人平等，面包的公正没有前奏和终曲，只有此刻。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隐秘。无论怎么说，为了捍卫面包的公平性而施行暴力，和吃饱喝足的人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面包法庭不认通常的道德。

　　面包法庭的执法事件发生在二月份。四月时，卡尔利·哈尔门坐在奥斯瓦尔德·恩耶特理发室的椅子上，伤口已经愈合，胡子长长了，像蓬被踩乱的草。我排他后面，镜中的我在他身后等待着，就像图尔·普里库利奇平常站在我身后一样。理发师毛乎乎的手搭在卡尔利肩上，问他：打什么时候起就没见那两颗门牙了啊？没对着我，也没对着理发师，卡尔利·哈尔门对着那双毛乎乎的手说：打偷面包那事儿起呗。

　　他的胡子剃完后，我坐到椅子上。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一边给我刮着，一边吹着什么小夜曲，这时有一小片血痕从白色的泡沫中渗出来。吹口哨和刮出血都仅此一次。那血的红色并非鲜艳的火漆色，它暗暗的，像雪中的一颗覆盆子。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