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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一三

  现代社会使人、使个体、使一个思想着的自我成了世间万物的基础。从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出发,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作品观。它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独特表达。正是在艺术中,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得以实现,得以确立,得以找到它的表达、它的认可、它的荣耀、它的里程碑。

  假如说一部艺术作品是一个个体及其独特性的流露,那么作者作为这个唯一的个人,对从自己这里产生的东西拥有一切权利,也就是十分合逻辑的。经过数世纪之久的长期进展过程,这些权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获得了它们法律意义上的最终形式,大革命承认文学所有权是“一切所有权中最神圣的、最个人的”。

  我回想起我迷上摩拉维亚民间音乐的时候:旋律程式的优美;隐喻的独特。这些歌曲是怎么诞生的呢?集体创作吗?不;这一艺术有它的个别的创造者、它的诗人和它的乡村作曲家,他们的发明一旦流入世间,他们便没有任何可能性去继续这种艺术,去保护它不变化、不被改变,不受永恒变形的影响。那时候我很接近那些人,他们把这个没有艺术所有权的世界看成是一种天堂;一个诗歌由每个人所作并为每个人所作的天堂。

  我回顾往事只是为了说明,作者作为现代社会的伟大人物,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地显露出来的,在人类历史中,著作权的时代只是瞬间的一刻,如同镁光灯一闪那么短促。然而,要是没有作者及作者权利的辉煌魅力,最近数世纪中欧洲艺术的大飞跃便是不可想象的,欧洲最伟大的荣耀也就没有了。我说最伟大的荣耀,或许还可以说唯一的荣耀,因为,如果我们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欧洲之所以受到崇敬,甚至受到被欧洲推入苦难的人们的崇敬,靠的既不是欧洲的将军,也不是欧洲的政客。

  在著作权成为法律之前,需要有某种心理状态才能使人尊敬作者。这种在好几个世纪中才慢慢形成的心理状态,今天似乎在走向毁灭。不然,人们就不会用勃拉姆斯交响曲的某一乐段来为卫生纸的广告作伴奏。人们也不会出版司汤达小说的畅销的缩写本。假如尊重作者的心理状态尚还存在,人们就会问:勃拉姆斯会同意吗?司汤达不会发怒吗?

  我看了新起草的有关著作权的法律:作家、作曲家、画家、诗人、小说家的问题在里头占的比重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条款涉及所谓视听制品的大工业。毋庸置疑,这一巨大的工业要求有全新的游戏规则。因为环境变了:人们坚持称之为艺术的东西,越来越不是“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个体的表达”。当一部价值几百万钱的电影有成百的人员参加创编,当他们全都以作者身份要求承认他们互相限制的道德价值时,这部电影的编剧又怎能够使他的精神权利(也就是说,不让别人乱动他所写东西的权利)得到承认呢?他又怎样面对制片人——他虽然不是作者,但却无疑是影片唯一真正的老板——的意愿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呢?

  旧式艺术的作者们,尽管其权利未被限制,却一下子陷入了另一个世界中,在那里,作者权利正在失去它早先的光晕。在这新的气候中,那些违反作者精神权利的人(小说的改编者;把偷盗之手伸向大作家作品的所谓批评版的捡垃圾者;将千年的遗产溶解在它粉红的口水里的广告;不经许可就转载任何它们想刊登的东西的杂志;干涉电影艺术家作品的制片人;极度自由地对待剧本——剧本遭到任意篡改,以至于只有疯子才会再写本子——的导演;等等),遇到版权冲突时会得到舆论的容忍,而当作者呼吁收回他的精神权利时,他却会遭到公众的无情冷待,他所能得到的法律支持也将勉为其难,因为即使法律的卫士也不会对时代精神无动于衷。

  我想起了斯特拉文斯基。想起了他做出的非凡努力,旨在将他的全部作品保留在他自己如同标准器一般的演奏方式中。塞缪尔·贝克特的举动也相差无几:他为他的戏剧剧本伴写了越来越详细的表演提示,并坚持(与通常的容忍相反)要求这些提示得到严格遵守;他经常光顾排演场,以便肯定导演的处理方法,并且有时亲自作导演;他甚至还出版了为《结局》的德语版所做的笔记,以便作为永久性的定稿。他的友人、出版商热罗姆·兰东[163]始终监督着使他的著作权得到尊重,甚至在他死后,哪怕要付出诉讼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种旨在给予一部作品以确定的、彻底完成的和得以验证的面貌的最大努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斯特拉文斯基和贝克特才想保护他们的作品不仅免遭通常的曲解,而且提防未来的对一部文字作品或一部乐谱的日益严重的不恭敬;正因如此,他们才打算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何为作者——要求他的意愿得以完全实现的作者——的最高观念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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