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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一二

  卡夫卡的作品以四卷本在法国出版。其中第二卷是叙事作品与叙述性片断;也就是说,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一切,外加人们在他抽屉里找到的一切:未发表的叙事性作品、未完成之作、提纲梗概、初稿、被取消或被抛弃的文本。对这一切如何处置呢?出版商遵循了两条原则:1)所有叙述性的散文,不管它们的性质、它们的体裁、它们的完成程度,都置于同等地位上,2)按编年顺序排列,也就是按它们诞生的顺序。

  因此,卡夫卡曾自己编排和出版的三个短篇小说集(《观察》、《一个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中没有一个在这里是按卡夫卡给它们定的形式发表的;这些集子简单地消失了;构成这些集子的各篇散文都按时间的先后分散在别的散文间(分散在提纲梗概、片断等等之间);卡夫卡八百页的散文作品就这样成了一切分解在一切中的一片波浪,成了只有水才能如此的一片无形的波浪,滚来滚去的水,将好的与坏的、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强的与弱的、提纲与作品一起带走。

  布洛德已经表现出对卡夫卡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也对他们的作者触及的一切体现出相同的绝对崇拜。但必须懂得绝对崇拜的奥秘:它同时也是——而且致命地是——对作者美学意愿的绝对否认。因为美学意愿同样地表现在作者所写的和作者所删除的东西中。删除一个段落,比起写作这个段落来,要求作者有更多的才华、更多的修养、更多的创造力。发表作者所删除的东西,跟删去他决定保留的东西一样,是一种强暴的举动。

  在某一部作品的微观情景中站得住脚的删节,在作品全集的宏观情景中同样站得住脚。一个作者在作总结把握的时刻,出于美学苛求的考虑,也常常会剔除那些他不满意的东西。因此,克洛德·西蒙[162]不再允许重印他早期的作品。福克纳明白无疑地声明,“除了已刊印的书之外”,他不想留下“任何别的”痕迹,换言之,不留下任何捡垃圾的人可以在他死后翻腾出来的东西。他提出了跟卡夫卡一样的要求,得到了跟卡夫卡一样的回报:人们出版了他们所能发掘的一切。我买了一张小泽征尔指挥的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的唱片。这部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早先包含五个乐章,在第一次演奏之后,马勒最终剔除了第二乐章,在任何一份印制的乐谱中人们都找不到这第二乐章。小泽征尔却又把它插入到作品中;这样一来,任何人终于都明白了马勒把它删除是十分明智的。还要我继续下去吗?要列单子将是没完没了的。

  在法国出版卡夫卡全集的方式没有叫任何人吃惊;它很符合时代精神。出版商解释道:“读卡夫卡要整个儿地读,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中,没有一种能够宣称比别的拥有更多的尊严。我们这些后代就是如此做决定的;这是一种为人们所证实并且必须接受的判断。有时人们走得更远:人们不仅拒绝体裁间的任何贵贱之分,人们还否定体裁的存在,人们肯定卡夫卡讲的到处都是同一种语言。人们到处寻找的或始终期望的生活体验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完美巧合,在他身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生活体验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完美巧合。”这只是圣伯夫的以下口号的一个翻版而已:“文学与作者的不可分。”这口号使人回想起:“生活与作品的统一。”这还令人回忆起误归于歌德的著名格言:“生活如同一件艺术作品。”这些神奇的短语一方面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当然啦,人所作的自然离不开他本人),另一方面又是违背真理的(不管离得开离不开,创造要超过生活),老生常谈的(“人们到处寻找的或始终期望的”生活与作品的统一,表现为理想的、乌托邦的状态,失而复得的天堂),但是,它们尤其反映了这样一种愿望:拒绝给予艺术以它的自治属性,把它一直推到它刚刚露头的地方,到作者的生活中,在这生活中冲淡它,由此否定它的存在理由(假如生活可以是艺术作品,那又要艺术作品干吗?)。人们嘲笑卡夫卡在他的短篇集中决定给小说篇目排列加上的顺序,因为唯一站得住脚的顺序是由生活本身确定的顺序。

  对这个以他隐晦的美学将我们置于难堪之中的艺术家卡夫卡,人们嗤之以鼻,因为人们愿卡夫卡成为生活与写作的统一,而这个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却是那么紧张,这个卡夫卡不知道如何与女人打交道。当有人把赫尔曼·布洛赫的作品放置在一个斯韦沃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小背景中,布洛赫就提出抗议。可怜的卡夫卡,就连这样一个小背景都没被让与他。当人们说起他时,人们既想不到霍夫曼斯塔尔,也想不到托马斯·曼,既想不到穆齐尔,也想不到布洛赫;人们只给他留一个唯一的背景:费丽采、父亲、米莱娜、多拉;他被打发到他的传记的超小—超小—超小—背景中,远离着小说的历史,遥遥地远离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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