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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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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在冰岛几乎没有什么树,有一些树也全都在墓地里;仿佛没有树就没有死人,没有死人就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坟墓的边上,就像在我们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种在坟墓的正中央,谁经过那里都不得不想象树根在地下正穿透着尸体。我和埃尔瓦·D在雷克雅未克的墓地里散步;他在一座墓前站住脚,那上面的树还很小;人们埋葬他的朋友才刚刚一年;他高声地念叨起了对他的回忆: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可能是性方面的。“因为秘密引起人们压抑不住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我周围的人坚持要我讲给他们听。我不愿,到后来,连我妻子与我的关系都闹得很僵。我不能饶恕她的咄咄逼人的好奇心,而她则不能饶恕我的沉默,认为这是我对她缺乏信任的证明。” 然后,他微笑着说:“我什么都没有背叛。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背叛的。我不允许自己去打听朋友的秘密,我也就不知道任何秘密。”我入迷地听着他:从我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可以和他分享你秘密的人,他同样也有权利,以友谊的名义坚持要了解这些秘密。对于我那位冰岛友人,友谊则是另一码事:成为一个守门人,为朋友掩盖住私生活;他永远不去打开这道门;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打开它。 §一〇 我想起了《审判》的末尾:两个先生低头看着被他们杀死的K.:“K.的目光渐渐地模糊了,但是还能看见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正脸靠着脸,盯着看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像这种耻辱在他死后还将留存人间。” 《审判》的最后一个名词:耻辱。它的最后一个形象:陌生的脸孔,离他的脸很近很近,几乎都贴到了他的脸上,观察着K.的最隐秘的状态,他的咽气。在最后的名词中,在最后的形象中,整部小说的基本环境得以浓缩:在任何一个时刻,被人闯入他的卧室;被人吃了他的早餐;日日夜夜随时准备被传到法庭;看到遮盖窗户的帘子被没收;不能够见他想见的人;不再属于他自己;失去了个人身份。这样一种从主体的人到客体的人的变化,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耻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要求布洛德毁掉他的信件是害怕它们会发表。这种想法是不会来到他的头脑里的。出版商们对他的小说不感兴趣,他们怎么还会对他的信件感兴趣呢?促使他想把它们毁掉的是耻辱,根本的耻辱,不是一个作家的耻辱,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辱,耻于将隐私的东西暴露给别人看,给家里人、陌生人看,耻于被转换成客体的人,耻于在死后仍“幸存下来”。 然而,布洛德将他的信件公开了;以前,在布洛德自己的遗嘱中,他要求卡夫卡为他“毁掉某些东西”;但是他自己却不加区别地发表了一切;甚至包括在抽屉中找到的这封又长又艰涩的信,这封卡夫卡从没决定要寄给他父亲的信,而现在由于布洛德,任何人都可以来读它,除了它的收信人。在我看来,布洛德的冒失是得不到任何原谅的。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的行为违反了他的愿望,违反了他的愿望的意义和精神,违反了他所知道的他的羞耻本性。 §一一 在一边的小说和另一边的回忆录、传记、自传之间,有着一种本质上的区别。一部传记的价值,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的新颖与准确。一部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揭示某种存在直至那时始终被掩盖着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通常对小说的赞扬之一就是这样说:我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我;我感到作者就在说我,他认识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说:我感觉自己被这小说攻击了、剥露了、侮辱了。决不应该嘲笑这一类看似幼稚的评价:它们是小说被当作小说读了的证明。 所以真人真事小说(它讲的是真实的人的事,只不过用的是假名字)是假小说,美学上模棱两可,伦理道德上不太得体。隐藏在伽尔塔名字后的卡夫卡!您如果向作者提出异议:这不确切!作者会说:我不是在写回忆录,伽尔塔是一个想象的人物!而如果您说:作为想象的人物,他没有真实性,非常蹩脚,写得缺乏才华!作者会说:但这不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人物,他使我揭示出我的朋友卡夫卡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您:揭示得不确切!作者:我不是在写回忆录,伽尔塔是一个想象的人物!……等等。 当然,任何小说家都多多少少地从他的生活里汲取素材;有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纯粹出自小说家的梦幻,有的人物则直接或间接地受生活原型的启迪,有的人物只是在一个细节上来自对某人的观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应归功于作者的内省活动,归功于他对他自身的认识。想象力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灵感与观察,到最后小说家会忘记这些灵感与观察。然而,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他应该想到使那些容易露馅的真人真事变得面目全非,叫人认不出来;首先,至少要考虑到那些会惊异地在小说中看到自己生活片段的人,其次,因为真人真事(不管真到何等地步或假到什么程度)到了读者手中就可能会引他们入歧途;他们在小说中寻找的不是生存的未知面貌,而是作者的生存的未知面貌;小说艺术的一切意义就将这样被取消,我们还记得,那个被一大串万能钥匙武装起来的、写过海明威传记的美国教授,就是这样抹杀了小说艺术的一切意义: 他以他的阐释,将海明威的一切作品变成了一部唯一的真人真事小说;他就像抖落一件衣服那样把它翻转过来:突然间,书就被翻到了另一面,看不见了,在里子中,人们贪婪地观看着他的生活事件(真正的或所谓的),没多大意义的、艰难的、可笑的、平庸的、愚蠢的、无价值的事件;作品就这样被瓦解,想象的人物变成了作者生活中的熟人,传记作者对小说家提起了道德起诉:在一部短篇小说中,有一个凶狠母亲的形象:海明威这里诽谤的便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另一部短篇中,有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这便是海明威对他父亲的报复,他小的时候,他父亲让他不用麻醉药就做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雨中猫》里,女性人物无名氏显得对“她那个自我中心主义和萎靡不振的丈夫”极为不满:这是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在抱怨;在《夏天的人们》的女性人物身上,应该看出多斯·帕索斯[159]的妻子:海明威曾徒劳地想诱惑她,而在短篇中,他卑鄙地强暴了她,让一个人物出面跟她做爱;在《过河入林》中,一个丑陋的陌生人穿过酒吧:海明威是这样无情地描述辛克莱·刘易斯[160]的丑貌,以至于后者“被这残忍的描写深深地伤害了,在小说发表后的第三个月就猝然死去”。如此这般,一个控诉接着一个控诉。 亘古以来,小说家就在传记的愤怒中奋力自卫,照马塞尔·普鲁斯特看来,这一传记的愤怒的原型代表就是圣伯夫[161]及其格言:“文学决不能与人区别开来,或者,至少不能与它分离开来……”圣伯夫明确指出:要理解一部作品,首先必须认识人,也就是说,要知道对某一些问题的答案,尽管它们“可能对他作品的性质显得有些怪异:比如,他对宗教是怎么想的?他如何受自然景观的影响?他对妇女问题怎么看?对金钱问题怎么看?他是富人还是穷人?他的饮食制度如何?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如何?他的缺点或弱点是些什么?”普鲁斯特评论说,这种几乎像警察审讯式的调查方法要求批评家“注意可能得到的有关一个作家的所有情况,核对他的来往信件,询问认识他的人们……” 然而,在“一切可能的情况”的包围中,圣伯夫终于没能在他的世纪中承认一个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不算,司汤达不算,波德莱尔不算;在研究他们生活的同时,他致命地忽视了他们的作品,普鲁斯特说,因为“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成果,而不是我们在平时的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我们的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我的成果”;“作家的我仅仅体现在他的书中”。 普鲁斯特与圣伯夫的论战具有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让我们强调一下:普鲁斯特没有指责圣伯夫夸大其事;他没有揭露他的方法的局限;他的判断是绝对的:这一方法无视作者的另一个我;无视他的美学意愿;与艺术无法兼容;违背艺术的原则;厌恶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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