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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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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卡夫卡的遗嘱:不是确切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事实上只是两封私人信件;甚至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件,因为它们从未寄出。布洛德作为卡夫卡遗嘱的执行人,在他的朋友死后的一九二四年,在一个抽屉里找到它们,和其他文件混在一起:其中一封用墨水写成,折叠得很好,上面写着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信的内容更为详细,用铅笔写成。在《〈审判〉第一版后记》中,布洛德这样解释:“……在一九二一年,我对我的朋友说,我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里我请求他替我毁掉某些东西(dieses und jenes vernichten),并复查另一些东西,等等。这时,卡夫卡手持一张后来人们在他的书桌中找到的用墨水写满字的纸片对我说:‘我的遗嘱将是十分简单的:我求你把一切全烧掉。’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他的回答:‘[……]我预先告诉你,我是不会这样做的。’”通过回顾这一细节,布洛德想为他对友人遗愿的不服从寻找证明;他继续写道,卡夫卡“知道我对他作品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他很明白他的遗嘱不会得到执行,他“最好还是另选一个遗嘱执行人,假如他自己的安排果真是一件严肃而无条件的事情的话”。 但它真是那么确实吗?在他自己的遗嘱中,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毁掉某些东西”;那么卡夫卡为什么不会觉得向布洛德提出同样的要求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呢?假如卡夫卡真的知道他的遗嘱不会被执行,他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次谈话之后还要用铅笔写第二封信,并在信中进一步明确和展示他的安排呢?算了吧: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在此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再说,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也不算最紧迫,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尤其是卡夫卡——在那时自以为受到不朽的特殊威胁。 人们常说:假如卡夫卡真想毁掉他所写的东西,他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可是,怎么毁呢?他的信属于他的通信者所有。(他自己没有保留任何一封他收到的信。)至于日记,这倒是真的,他完全可以把它们烧掉。但这只是工作日记(说是日记倒不如说是日志),只要他还写作,它们就对他有用,而他一直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他未完成的散文作品,可以说情况也是如此。它们都无可救药地未完成,只有到死它们才能说是未完成,只要他活着,他就可能一直修改下去。甚至一部被作者认定是失败之作的短篇,对他来说也并非完全无用,它可以用作另一部短篇的材料。只要一丝气息尚存,作家就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东西。但当卡夫卡到了弥留之际,他却不在家中了,他在疗养院里,他什么都毁不了了,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朋友帮助之上。因为没有太多的朋友,因为到最后只有一个唯一的朋友,他就指望他了。 人们还会说:想毁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病态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不服从毁灭者卡夫卡的愿望,倒是真正忠实于另一个创造者卡夫卡。这里,人们触及到有关他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愿毁掉他的作品。他在第二封信中表达得不能再清楚了:“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只有以下书是有价值的(gelten):《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一个乡村医生》以及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观察》的一些样书可以留下来,我不愿让任何人来毁它的版,但是不要再印了。)” 照此看来,卡夫卡不仅不否定他的作品,而且还列单将那些应该留下来的(那些人们可以再印的)与那些不能满足他的苛求的区分开来;在他的判决中有一种忧愁,一种严酷,但没有疯狂,没有绝望的盲目:他发现他所有刊印的书都是有价值的,除了第一本《观察》,他或许把它当成未成熟之作(实在很难说成相反的)。他的拒绝也并非自动地加到所有未发表的作品之上,因为他把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也列入了“有价值的”作品之中,当他写这封信时,《饥饿艺术家》还停留在手稿形式上。后来,他又加上了另外三部短篇(《第一次痛苦》、《一个小个子女人》、《歌女约瑟芬》)凑成一本书;在疗养院里,在他病床的床头,他临死前边读边改的就是这本书的校样。这又是一个感人的证明:卡夫卡与打算毁掉自己一切作品的作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毁作的愿望仅仅涉及两部分文字,而且已经明确地划定了界限: 首先,卡夫卡特别强调的,是私人文字:信件、日记; 其次,依据他的判断,那些没有写成功的短篇和长篇小说。 §八 我看着对面的一扇窗户。黄昏时分,灯光亮了。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他低着头来回踱步;时不时地还挠挠脑瓜。然后,突然间,他意识到房间里亮着灯,别人可以看到他。他猛地一下拉上了窗帘。然而这时他又没在偷偷制造伪币;他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的,除了他自己,他在房间里走路的方式,他漫不经心的穿戴方式,他挠头皮的方式。他的安逸舒适以他不为人所见的自由为条件。 羞耻心是现时代——今天正悄悄地离我们远去的个人主义的时代——的关键定义之一;羞耻心:一种为保卫个人私生活的表面反应;要求在窗户上挂帘子;要求写给A的信不被B看到。人们走向成人时期的基本情景之一,与父母亲的最初冲突之一,就是要求拥有一个装自己信件和小本本的抽屉,要求有一个加锁的抽屉;人们以羞耻心的反抗进入成年时期。 一个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古老乌托邦:毫无秘密的生活,公开生活与私生活成为一体。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之梦:玻璃房子,没有帘子的房子,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啊,透明之美!这一梦幻的唯一成功的实现便是一个被警察彻底控制的社会。 我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到过这种社会:扬·普罗哈兹卡[156],布拉格之春的著名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成了一个在高度监视下的人。他那时常常会见另一个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瓦茨拉夫·切尔内[157]教授,他喜欢跟他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的一切谈话都被秘密录了音,我怀疑这两个朋友知道此中奥秘,彼此心照不宣。但是有一天,在一九七〇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使普罗哈兹卡信誉扫地,便在电台中连续广播了这些谈话。 从警察方面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胆举措。确是惊人之举:它差不多一举成功;普罗哈兹卡在打击下已经是声名狼藉:要知道,在私下里人们总是信口开河,总是要说朋友的坏话,说一些粗话,不太严肃,开一些趣味低下的玩笑,胡说八道,用非常粗鲁的话寻对手的开心,吐露一些在公开场合不愿承认的不轨的想法,等等。当然,我们全都会像普罗哈兹卡那样,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中,我们会诽谤朋友,我们会满口脏话;公开与私下里的行为不一,是我们每个人最显然的生活经验,是我们的个人生活得以建立在其上的基础;奇怪的是,这一显然性却似乎是无意识的,不被承认,不断地被关于透明玻璃房的抒情梦幻遮掩,它很少被理解为必须加以保护的价值中的价值。 人们只是逐步地(因而以一种更狂的愤怒但不无狂热地)才意识到,真正的丑闻并不是普罗哈兹卡的大胆言辞,而是对他生活的无端强暴;他们意识到(仿佛被什么东西撼醒似的)公开生活与私生活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活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分割这两个世界的帘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撕帘子的人是有罪的。既然撕帘子者在为一个遭人憎恨的制度服务,他们就只能被看作尤其下流的罪人。 后来,当我从处处充塞着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来到法国时,我在一份画报的封面上看到雅克·布雷尔[158]用手挡着脸的大幅照片,他在医院门口遭到摄影记者的包围,他正是在那家医院治疗已到晚期的癌症。突然,我感到我发现了同样的恶,我离开祖国正是为了逃避这一种恶;普罗哈兹卡谈话的播放和一个濒死的歌手捂着自己脸的照片,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个世界;我对自己说,他人隐私的泄露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就使我们落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其最大的赌注就是个人的幸存或是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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