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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窗户

  人们不可能走得比卡夫卡在《审判》中还要更远;他创造了极其非诗意世界的极其诗意的形象。所谓“极其非诗意世界”,是说:个人自由、个体特性在其中找不到位置的一个世界,人在其中只是超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工具的一个世界。所谓“极其诗意的形象”,是说:卡夫卡并没改变这世界非诗意的本质和特征,就以他诗人的巨大幻想改造和变换了这一世界。

  K.被强加于他的审判的情势耗得心力交瘁;他根本没有一分一秒时间想别的事情。然而,纵使在这样一个无出路的环境中,也有一些窗户在瞬间突然打开。他不能从这些窗户上逃出去;因为这些窗户稍稍打开之后便立即关上;不过他至少还能透过窗户看到在一瞬间闪现的空间,看到外面世界的诗意,无论如何,这诗意毕竟存在,就像是一种永远现存的可能性,它在他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生活中投入一丝银亮的反光。

  这些短暂的开窗,举例说,是K.的目光:他来到被传讯去受第一次审理的那条郊区街道。几分钟前,他还气喘吁吁地跑着唯恐迟到。现在,他却停下了步子。他直挺挺地站在街上,几秒钟里忘记了正等待着他的审判,他打量着四周:“几乎每一个窗口都有人,只穿着衬衫的男人们趴在窗台上抽烟,或者小心翼翼地扶着靠着窗户框的小孩。在另一些窗口上挂满被单、床单、绒毯,偶尔会从那上面冒出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脑袋。”然后,他走进了法庭的院子。“离他不远,有一个没穿鞋子的男人坐在一个板条箱上读报。两个男孩正拿一辆手推车玩跷跷板。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瞧着K.,等着水哗哗地流入罐里。”

  这些句子使我想起福楼拜的描述:简洁;视觉丰满;充满意义的细节,无一不是新鲜生动。这一描述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何等地渴望着真实,他是何等贪婪地吮吸着世界的汁液,而在几分钟之前,这世界尚还被受审的忧虑遮掩得黯淡无光。可惜啊,停息是短暂的,一会儿工夫之后,K.的眼睛里就没有穿着睡衣、等着水哗哗地流入罐里的那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姑娘了,审判的激流将充满他的心。

  小说中的几个色情场景同样也像即开即合的窗户:K.只遇到一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的案子连在一起的女人:举例说,他的邻居布尔斯特纳小姐,逮捕就发生在她的家里;K.语无伦次地向她讲述所发生之事,并且终于在大门口拥吻了她一下:“他抱住她,先吻了吻她的嘴,然后在她的脸上盖满了吻印,好像一头口干舌燥的野兽,贪婪地汲饮着渴望已久的清冽甘泉一样。”我强调了“口干舌燥”一词,它对一个失去了正常生活的人,一个只能通过窗户同正常生活进行短暂交往的人来说是具有意义的。

  在第一次审问中,K.开始还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但一会儿以后,他就被一个奇怪的现象搅得不知所措:在大厅里有执达吏的妻子,还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实习生,这个丑八怪居然把执达吏的妻子放倒在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她做起爱来。以种种无法兼容之事件的难以想象的相遇(卡夫卡式的美妙诗意,粗野而不真实!),又一扇窗打开了,它打开,向着远离审判的景象、向着庸俗的欢乐、向着K.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庸俗的欢乐的自由。

  这一卡夫卡式的诗意使我想起了另一部小说,它同样讲述一次逮捕和一次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部在几十年中可以不断充当反极权主义专家的参考资料的书。在这部想成为想象中极权主义社会可怖画像的小说里,没有任何窗户;在那里,人们见不到守在水罐边面容憔悴的姑娘;这部小说与诗意彻底隔绝;它是小说吗?它只是乔装为小说的政治思想;清晰而正确的思想,但它被它的小说伪装弄得变了形,是它的小说伪装使它变得不准确、不确切。

  假如说,小说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那么它反过来是不是也给了它什么?它是不是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均无法达及的人类生存情境的秘密?不:情境与人物在作品中均平淡无奇得如一纸告示。那么,它是不是至少还算得上美好想法的普及?也不是。因为思想一旦小说化了便不再以思想的形式行事,而恰恰是以小说的形式行事,在《一九八四》中,思想是以糟糕的小说的身份,以一部糟糕的小说所能散布的一切流毒的形式行事的。

  奥威尔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我拒绝这一龟缩,尽管它一再借口说此举有利于与可恶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是有益的宣传。可恶的恰恰是把生活缩小为政治,把政治缩小为宣传。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它将一个可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

  当我在捷克的社会制度转变之后的一两年里与捷克人交谈时,我在他们每个人的话语中都能听到这样一种公式化的语汇,这样一种作为他们全部回忆、全部思索的官样套话:“在这四十年可怕的岁月之后”,或是:“这可怕的四十年”,尤其还有:“失去的这四十年”。我看着我的对话者:他们并没有被迫移居国外,也没有被投入监狱,没有被革除公职,甚至也没有遭到白眼;他们全都好好地在他们的国家、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工作单位生活着,他们都有他们的假期、他们的友谊、他们的爱;以“四十年可怕岁月”一语,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缩减到了政治范围。他们难道忘记了在这些年中他们看过福尔曼[123]的电影,读过赫拉巴尔[124]的书,光顾过上演标新立异剧作的小剧场,讲过成百上千的笑话,在得意忘形之际,还嘲笑过当权者?假如他们全都谈到四十年可怕岁月,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回忆奥威尔化了,它在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头脑中逐渐因果溯源,变得丧尽价值,或者干脆就变得一文不值(失去的这四十年)。

  即使在被极端地剥夺了自由的情景中,K.仍可看到一个等着水罐里慢慢流满水的面容憔悴的姑娘。我说过,这些时刻就像是朝远离着审判的景象打开一小会儿工夫的窗户。朝向什么样的景象?我将把隐喻明确化:卡夫卡小说中打开的窗户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朝向人物始终把持着——纵然是在最危急的时刻——自由的决定权的世界,正是自由的决定权给了生命以幸运的不可估量性,后者恰恰是诗意的源泉。托尔斯泰极其诗意化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是两个极端。但是,全靠那半开半闭的窗户,它就像一股怀旧的气息,一丝柔和的微风,进入了K.的故事中,并留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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