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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

  一天,一个女人来看我,神采飞扬地告诉我:“知道了吗?已经没有列宁格勒了!又改为老名字圣彼得堡了!”城市、街道等的改名从来没能使我激动过。我差一点没把这说出来,但在最后一秒钟,我还是忍住了:在她那因惊人的历史进程而闪闪发亮的眼睛里,我先已猜到了,我的话只要一出口,就会遭到她的反驳。而我根本不想为它而白费口舌,再说,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了肯定已被她忘得一干二净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一九七〇年或一九七一年,俄国军队入侵布拉格之后的事,这个女人一次来看我们,看我的妻子和我,当时我们正处在遭人唾弃的恶劣环境中。从她那方面说,这是对我们的支持的证明,而我们也想说几句笑话逗她高兴,以示我们的感激。我的妻子给她讲了一个滑稽的(而且也颇有奇妙的预示意义的)故事。说是有一个美国阔佬住在莫斯科一家旅馆里。有人问他:“您有没有去列宁墓看一看?”他回答说:“我花了十个美元叫人把他带到了旅馆。”我们的客人一下子就大惊失色。作为一个左派(她始终是一个左派),她把俄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对理想的背叛,而理想对她是无比珍贵的。现在,连她为之同情的牺牲者也来嘲笑这同一个被背叛的理想,她觉得无法忍受。“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她冷冷地说,只是因为我们被迫害者的身份,我们才免遭一次决裂的危险。

  我可以讲一大堆这样的故事。这类的观点改变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上,它们同时还是广义的风俗上的,女权主义先是高涨再高涨,后是低落再低落,对“新小说”,崇拜之后便是蔑视,革命的清教主义被放荡淫秽的色情主义所代替,欧洲一体的想法先是被一些人诋毁为反动的新殖民主义,后来又被那同一帮人炫耀为一面进步的旗帜,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倒要问自己:他们还记不记得他们过去的行为?他们的记忆中还有没有保留下他们的转变史?我这么问并不是因为我看到人们改变观点就愤愤不平。昔日拿破仑的崇拜者别祖霍夫后来成了一心谋杀拿破仑的刺客,但无论是在过去或是在现在,他的行为都让我觉得可爱。一个在一九七一年无限崇敬列宁的女人,到了一九九一年难道没有权利为列宁格勒不再是列宁格勒了而欢欣鼓舞吗?她当然有权利。然而,她的改变与别祖霍夫的改变是不一样的。

  恰恰是当别祖霍夫或保尔康斯基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时,他们才被证明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令人惊异;他们变得与别人不同;他们的自由如火焰一般升腾,伴随着这自由的是他们真正的自我;这是诗意的时刻:他们强烈地体验到这些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沉醉在神秘的细节中排着队飞奔着向他们迎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越是有自我改变的力量、奇念、智慧,他就越是他自己,他就越是一个个体。

  相反,我看到的那些对列宁、对欧洲一体等改变态度的人,全都露出了他们非个性的本质。这改变既不是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发明,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出其不意,不是认真思索,不是疯狂之举;它没有诗意;它只是靠向历史多变精神的一种十分乏味的调整。因此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出来;反正,他们总是保持着老样子:总是站在对的一边,总是想着——在他们的圈子里——应该想的;他们改变不是为了靠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和他人混成一团;变化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不变。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是按照看不见的、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想法的法庭在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个赌注,押在明天将自喻为真理的法庭上。我想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度过的青年时代。从最初的共产主义的迷惑中摆脱出来后,我们感到,走在反官方学说道路上的每一小步,似乎都是一个勇敢的举动。我们抗议对宗教信徒的迫害,我们为遭唾弃的现代艺术辩护,我们对舆论宣传的愚蠢提出异议,我们批评我们对俄国的臣属关系,等等。干这些事情时,我们在冒某种风险,不是什么大险,但总归有一点点险,而这(小小的)危险给了我们一种精神上惬意的满足。一天,我的脑子里蹦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假如这些反抗行为并非出于心灵的自由,出于勇气,而是受制于一种欲望,想讨好另一个已在阴影中准备着它的审判的法庭,那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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