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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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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犯罪感 要理解卡夫卡的小说,只有一种方法。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K.这个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K.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真真地追随着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假如人们是这样阅读《审判》的,那么人们从一开始起,就会对K.面对控告的奇特反应感到困惑:根本就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根本就不知他干了什么坏事)的K.很快就开始表现得如同犯了罪似的。他感到自己有罪。人们让他变得有罪。人们使他产生犯罪感。 过去,在“有罪”和“感到有罪”之间,人们只看到一种极其简单的关系:有罪的人才感到自己有罪。“使产生犯罪感”[122]这个词的发明还是在不久以前;在法语中,它于一九六六年才首次被使用,这还有赖于心理分析学及其术语的创新;这一动词的派生名词(culpabilisation)在两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被创造出来。然而,直至那时一直未被发掘的产生犯罪感的情景,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卡夫卡的小说,在K.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展示、描绘和发展;它的发展进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了失去的尊严的徒劳斗争。一个受到了荒诞的指控、自己还未怀疑自身无辜的人看到自己表现得如同一个有罪之人,实在很为难。表现得如同有罪之人而事实不是有罪之人,这里就有侮辱性的东西,这正是他想竭力掩盖的。小说第一场戏里展示的场景,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浓缩为下面这个具有极大反嘲寓意的玩笑: 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K.:下星期天他将在郊外的一栋房子里受审。他毫不犹豫就决定前去;这是出于服从?出于恐惧?哦,不!自我哄骗在自动地起作用:他想去那里是为了尽早和那帮讨厌鬼了结此事,他们愚蠢的审判已经浪费了他太多的时间(“审判反正已不可避免,那就必须正视它,但愿第一次开庭也就是最后一次”)。一个小时之后,他的经理也邀请他在同一星期天去他家。这次邀请对K.今后的仕途自然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他会不会因此而拒绝那次怪诞的传唤呢?不;他谢绝了经理的邀请,因为他已经被审判制服了,尽管他不愿承认这一点。 于是,星期天他就去了。他明明知道打电话通知他审问地点的那人忘了告诉他几点钟开庭。不过关系不大;他匆匆忙忙地赶去,他跑着(对,要从字面上理解,他确实在跑着,德文原文是:er lief)穿过整个城市。他跑着,为了及时赶到,尽管没有人告诉他应在几点到达。就算他有道理想尽可能早一点赶到,可是,他为什么不坐电车而非要跑路呢?有轨电车正好也走这条线路。理由如下:他拒绝搭乘有轨电车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打算分秒不差地准时到达,那样只会在陪审团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他跑向法庭,但他是作为一个自信的、从不自卑自贬的人跑向那里的。 第二阶段:力量的考验。他终于来到了人们正等着他的那个大厅。“您是油漆匠?”法官发问道;K.当着满屋子的人才华横溢地对答如流,好一副目中无人的可笑样:“不,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然后,在滔滔不绝的演讲中,他严词抨击了法庭的无能。得到掌声的鼓励后,他更是感到自己强大百倍;按照那著名的被告变原告的老一套(威尔斯对卡夫卡式的反嘲充耳不闻,任自己被这一陈腔滥调忽悠得团团转),他竟然向他的法官发起了挑战。当他发现出席旁听的每个人的衣领上都缀着同样的徽章时,他才第一次感到大事不妙,才明白到他本想争取的听众竟都是些“法庭的官员[……]他们聚集在此只是为了听讯和捞取情报”。他扬长而去,在大门口,预审法官拦住他,警告他说:“您自己已经抛弃了审问肯定会给被告带来的全部好处。”K.高喊起来:“你们这帮恶棍!总有一天我也要审讯你们的!” 如果不把这场戏放在它与该章末尾K.的反抗呼喊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之间的反嘲关系中来看,人们对这场戏就会怎么也看不明白。下一章的开头几句如下:“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K.日复一日地等着再次传讯他的消息;他无法想象自己拒绝受审已被法庭认可;到了星期六晚上,他仍未接到任何通知,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设想,他们准是等着他在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到同一地点去,这恐怕是不言自明的事。因此,他星期天又到那里去了……” 第三阶段:审判的社会化。有一天,K.的叔叔从农村赶来,原来他也听说了K.的案子。事情就奇怪了:审判秘密得不能再秘密,可以说完全是地下化的,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件奇怪事:没有人怀疑K.是有罪的。社会已经认可了起诉,并加上了它默许的赞同(或者说,它的不反对)。大家预计叔叔会有一种愤慨的惊奇:“人们怎么会指控你呢?说你是什么罪来的?”但是,叔叔并不惊讶。他只是害怕审判会给亲戚朋友带来不良后果。 第四阶段:自我批评。为了在这场拒绝起诉的审判中更好地替自己辩护,K.竟然自己挑起自己的毛病来。他的错藏在了哪里?当然是在他的履历表的某个角落。“他必须回顾自己的一生,找遍自己行为举止的细枝末节,从各个角度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大曝光。” 情景远非那么不真实:确实,每当一个单纯的女子遭到不幸命运的捉弄时,她都会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她就会开始在她的过去中翻寻不止,不仅检查自己的行为,而且反思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以求明白上帝为何要迁怒于她。 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给这种行为创造了一个词,叫自我批评(这个词在法语中约于一九三〇年使用于政治范畴;卡夫卡没有用它)。人们对该词的实际使用并不十分确切地证实了它的词源学。它并不意味着批评自身(把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分离开来,从而达到纠正缺点的目的),而是说发现自己的错误以便能帮助指控者,以便能接受和证实指控。 第五阶段:牺牲者与刽子手的同化。在最后一章中,卡夫卡的反嘲达到了它可怕的顶峰:两个身穿礼服的先生来找K.,把他带到街上。他一开始还反抗,但很快就自言自语道:“现在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自始至终保持我推理的明确[……]现在我该不该让人觉得,一年的审判居然没教会我任何东西?我该不该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那样走开呢?……” 后来,他远远地看到警察在大街上来回巡逻。其中有一个还有意向他们走来,可能觉得这三人在一起有点不正常。这时,K.竟主动用力拽着两个先生走,甚至还加快步子一起跑了起来,以期甩开有可能追上来干扰他们的警察,这警察也许真的会——谁知道呢?——妨碍正等着他们去执行的死刑。 最后,他们到了目的地;两个先生正准备杀死他,这时,一个念头(他最后的自我批评)从K.的脑中闪过:“他的义务是自己拿起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体。”他抱怨自己的软弱:“他没能完全经受住考验,他没能替官方卸下完成全部任务的职责,这最后一次错误的责任归咎于那个拒绝给予他仅剩的必要力气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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