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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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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奥逊·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第一批改编者远远没有把K.当作一个无辜的反抗暴力者。对马克斯·布洛德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约瑟夫·K.是有罪的。他做了什么了呢?根据布洛德的说法(《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他的罪在于他的Lieblosigkeit,在于他的不能爱。“Joseph K liebt niemand,er liebelt nur,deshalb muss er sterben.”约瑟夫·K.不爱任何人,他只是跟人调情,他应当死去。(让我们永远永远地记住这句话的极大愚蠢!)布洛德接着就拿出了关于Lieblosigkeit的两个证据:根据小说的一个未完成并被删去的章节(一般是作为附注发表的),约瑟夫·K.已有三年时间没去看望他的母亲了;他只是给她寄钱,通过一个表兄弟了解她的健康状况;(多么奇怪的相似啊:《局外人》中的莫尔索也被指控为不爱他的母亲。)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依布洛德看来,这是“最低下的性”的关系(die niedrigste Sexualität)。“约瑟夫·K.沉湎在性欲之中,根本就没把女人看成是一个人。” 爱德华·高尔德斯德克尔[120],捷克的卡夫卡学家,在一九六四年布拉格版的《审判》的前言中,用同样严厉的言辞谴责了K.,只不过他的词汇不像布洛德那样带有神学色彩,而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味道:“约瑟夫·K.是有罪的,因为他听任他的生活变得机械化、自动化、异化,他让他的生活顺从社会机器的老一套节奏,眼睁睁地使它失去一切人性的东西;K.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法则:当这条法则说:‘有一点人性吧’时,在卡夫卡看来,整个人类都得服从它。”在被指控犯了莫须有的罪过并经历了一次斯大林式的可怕审判后,高尔德斯德克尔于五十年代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活。我经常问自己:作为一次审判的牺牲品,他怎么能够在十几年之后起诉另一个跟他当年同样清白无辜的被告呢? 在亚历山大·维亚拉特看来(《〈审判〉的秘密历史》,1947),卡夫卡小说中的审判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进行的一次预审,K.只是他的第二自我:卡夫卡中止了他与费丽采[121]的订婚关系,未来的岳父“从马尔默特意赶来,专门为了审判这个罪人。在阿斯坎宁饭店的房间里发生的这一场景(一九一四年七月)使卡夫卡感到有一种上法庭的效果。[……]次日,他就开始着手写《在流放地》和《审判》。K.的罪过我们是认识不到的,通常的道德观念宽恕了他。然而,他的‘无辜’是魔鬼般的。[……]K.以神秘的方式违背了一种神秘的、与我们的正义不可同日而语的正义的法则。[……]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他替魔鬼般的无辜罪人辩护”。 在第一种审判(卡夫卡在他小说中描述的那种)的过程中,法庭指控K.却不点明罪名。卡夫卡学家对人们不由分说便指责一个人毫不惊奇,他们既不急于思索这一闻所未闻的发明的智慧,也不急于珍视这一发明的美。他们热衷于在自己提起的新的审判中扮演一个检察官的角色,这一次,他们在指控K.的时候试图明确被告的真正罪过。布洛德说:他不能够爱!高尔德斯德克尔说:他听任他的生活变得机械化!维亚拉特说:他中断了他的订婚关系!他们真正配得上这一荣誉:他们对K.的起诉与第一种起诉是同样卡夫卡式的。因为,假如说在第一种审判中,K.因为没有任何事而受到指控,那么在第二种审判中,他是因为随便任何事而受指控,反正结果全一样,因为在这两者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K.是有罪的,并非由于他犯了一桩罪,而是由于他被指控了。他被指控了,于是,他就应当去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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