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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第八部分 雾中之路

  §反讽是什么?

  在《笑忘录》第四部分,女主人公塔米娜需要得到她的朋友、一个年轻的女写作狂皮皮的帮助。为博得她的好感,她按其意为她安排了与外省作家巴纳卡的约会。作家向女写作狂解释说,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经抛弃了小说的陈旧艺术:“您知道,小说是人类幻想的产物。幻想着能理解他人。可是,我们彼此又互相了解什么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一份关于自己的报告。[……]其余都是谎言。”巴纳卡的朋友,一个哲学教授说:“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最大遭遇便是没有遭遇。[……]荷马的奥德赛转移到内心,它内在化了。”该书出版不久,我发现这些词竟作了一本法国小说的题献。这叫我好不得意,但也令我十分尴尬,因为在我眼里,巴纳卡和他的朋友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些文绉绉的蠢话而已。在那个时代,在七十年代,我在我周围到处听到这类东西:大学里缀满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痕迹的闲聊。

  当这同一部《笑忘录》的第四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单行本出版(这是我的作品在长达二十年的遭禁之后首次出版)之后,有人给在巴黎的我寄来一份剪报:评论家对我很满意,并在文章中援引了以下这些他以为相当精彩的话,以证明我的睿智:“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最大遭遇就是没有遭遇,”等等,等等。我仿佛看到自己骑在一头历史误会的毛驴上返回我的故乡,我感到一种奇特的、狡黠的快乐。

  误会是可以理解的:我并没有试图让巴纳卡和他的教授朋友变得可笑。我没有明确表示对他们的保留态度。正相反,我尽可能地加以掩盖,想赋予他们的观点以那时候所有人都热情崇拜和模仿的睿智的风雅。倘若我想故意夸大他们讲话的分量,使之显得滑稽可笑,我就会使用人们所谓的讽刺法。讽刺,这是论文的艺术,确信自身之正确,便奚落一下自己决意要与之斗争的对象。小说家与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讥讽的,它是反嘲的。

  但是,这被定义掩盖的反嘲是怎样显示出来的呢?由上下文:巴纳卡和他的朋友的话是处在一个动作、行为、话语的空间里,这些都使他的话相对化了。塔米娜周围的外省小世界以一种天真的自我中心主义为特征:每个人都对她抱有真诚的好感,然而,没有人试图去理解她,甚至都不知道理解是什么意思。如果巴纳卡说小说艺术已然陈旧过时,因为理解他人只是一种幻想,那他并不仅仅在表现一种时髦的美学姿态,他还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他自身的以及他周围的一切悲苦境况:缺乏理解他人的愿望;对真实细节世界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

  反讽是说:在一部小说中,人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单独抽出来的肯定意义,每一种肯定意义都和其他的肯定意义、其他的环境、其他的行为、其他的思想、其他的事件处在一种复杂的互相矛盾的混杂关系中。只有慢慢地阅读,两遍三遍地、反复多次地阅读才能将小说内部的一切反嘲关系显现出来。没有这反讽关系,小说将永远不会被理解的。

  §在被捕时K.的怪异行为

  K.一早醒来,还赖在床上就按铃叫人送早餐来。结果女仆没来反倒来了一帮陌生人,一帮平常的人,穿戴都很普通,但他们的行为很快就透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气势,令K.不能不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威慑。尽管他厌烦得要命,却不能将他们扫地出门,他只得彬彬有礼地问道:“你们是谁?”

  从一开始起,K.的行为就摇摆于软弱与恐惧之间:准备屈从于擅入者不可思议的冒犯(他们是来通知他,他已经被捕了)的软弱,担心自己显得可笑的恐惧。比如,他坚定地说:“我既不愿留在这里,也不愿你们不先自我介绍一下就跟我说话。”我们只需把这些词从它们的反嘲关系中拉出来,按字面的意思对待它们(就像我们的读者在巴纳卡的话里所琢磨到的一样),K.对我们而言就会成为(就如同对把《审判》改编成电影的奥逊·威尔斯而言)一个反——抗——暴力——的——人。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小说,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所谓的反抗者在继续屈从于那些擅入者,那帮人不仅根本不通名报姓,反而吃了他的早餐,并且让他在这段时间里穿着睡衣待在一旁。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侮辱性场景(他向他们伸出手,但他们却拒绝握它)的最后,有一个人对K.说:“我猜您是不是想去您的银行了?”“去我的银行?”K.说,“我还以为我已经被捕了呢!”

  主人公又一次变成了反抗暴力的人!他在挖苦!他在挑衅!就如同卡夫卡的阐释所表明的那样:

  “K.在他的发问中掺入了某种挑战,因为,尽管人们拒绝和他握手,他仍然感到自己越来越独立于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在那个监视者站起来之后。他在耍弄他们。他打算一旦等他们离去,他就要追到公寓楼的门口,请他们逮捕他。”

  这里就有一种十分微妙的反嘲:K.本已屈服了,但还要硬充一个强者,要“耍一下他们”,要存心捉弄他们一下,装作一次正经八百的被捕;他屈服了,但他随即想把自己的投降美化一番,使它在自己眼中成为一次维护了自身尊严的行为。

  人们最开始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一脸悲痛欲绝的表情。后来人们得知,当卡夫卡给友人读《审判》的第一章时,他曾引得他们哄堂大笑。于是,人们也开始强迫自己跟着大笑,笑归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笑。确实,在这一章中,到底有什么那么滑稽可笑的东西?K.的行为呗。但这行为的喜剧味又在哪里呢?

  这一问题使我想起了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度过的岁月。在教员会议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总是恶作剧地直盯着我们的一个同事,一个五十来岁的作家,他的举止行为本来无可非议,但我们一直怀疑他懦弱之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幻想着这样一个我们从未实现过的(可惜啊!)情景:

  在会议的正当中,我们两人中的一个突然冲着他大吼一声:“跪下!”

  他先是不明白我们的意思;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明镜般清楚的胆怯的内心中,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但他自以为还能装傻充愣地拖延一阵。

  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嗓门:“跪下!”

  这时,他再也不能假装不明白了。他心里已经准备屈从,只剩下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个下跪法?怎么在会场中当着所有同事的面不失脸面地跪下来?他绝望地寻找着一种可笑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跪拜:“我亲爱的同事们,你们能不能允许我,”他终于开了口,“找个垫子垫在膝盖下?”

  “闭上你的嘴,跪下!”

  这时他会照办不误,双手合十,脑袋微微向左倾斜:“我亲爱的同事们,假如你们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那么要知道,拉斐尔笔下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正是做着这样的一种姿势啊!”

  每天我们都想象着这一令人愉快的场景的不同变形,同时创编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托词,好让我们的同事能抓住这一根根精神的救命稻草,以维持他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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