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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八

  对于拉伯雷,主题与桥、前景与背景的二分法是陌生之物。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从一个严肃的主题一下子转到列举小小的高康大发明的种种擦屁股法,然而,从美学上说,所有这些段落,不管无关紧要还是举足轻重,都对他有同样的重要性,都给我以同样的欢乐。这就是他和其他一些早先的小说家让我着迷的地方:他们讲着他们觉得诱人的东西,当诱惑停止了,他们也停下了。他们创作上的自由令我梦寐以求:写作而不制造一个悬念,不构建一个故事,不伪造其真实性,写作而不描绘一个时代、一种环境、一座城市;抛弃这所有的一切而只与本质接触;也就是说:创造一个结构,使桥与填料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使小说家可以不必为满足形式及其强制而离开——哪怕仅仅离开一行字之远——牢牢揪住他的心的东西,离开使他着迷的东西。

  §九

  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治法则的名义反抗对现实的模仿。这一自治的最初实际要求之一:一部作品中的所有时间、所有片断都有一种同等的美学价值。

  印象派:景物被设想成简单的光学现象,以至于画中的人也并不比一丛灌木有更大的价值。立体派画家和抽象派画家走得更远,他们取消了将一幅画分割为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几个层面的第三维空间。

  在音乐方面,也有同样的倾向,要求一部作品中的所有时间在美学价值上的平等:萨蒂[98]的简单朴实只是对传统音乐韵律的一种断然拒绝。德彪西是博学的蜘蛛的巫师和迫害者。雅纳切克取消了所有不是必不可少的音符。斯特拉文斯基背离了对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继承而在音乐史上半时的大师中寻找自己的导师。韦伯恩回到了一种sui generis[99](也就是说,十二音体系的)单一主题,并且达到了在他之前从未有人敢于想象的精练。

  而在小说方面,人们对巴尔扎克的著名格言“小说应该与人的社会身份相匹敌”提出怀疑;这一怀疑与先锋派艺术家炫示自己的现代性毫无共识,他们虚张声势的自我炫耀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现代性连傻瓜都能懂;现代小说对巴尔扎克的怀疑只会(悄悄地)使制造对现实的幻觉的机器变得无用(或几乎无用,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说到这小说艺术,我有个小小的发现。

  假如人物必须与社会身份相匹敌,他就得先有一个真名实姓。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物是不可设想的。但狄德罗的雅克却没有姓,他的主人则不但没姓而且没名。巴奴日到底是姓还是名?有名无姓或有姓无名都不再是姓名,而只是一个符号。《审判》的主人公不是某个约瑟夫·考夫曼或克拉莫尔或科尔,而是约瑟夫·K.。《城堡》主人公的姓名只剩下了一个字母。布洛赫的《无罪的人们》:一个主要人物只用字母A标明。在《梦游者》中,埃施和胡哥瑙没有名。《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利希没有姓。从我最初的几部短篇小说开始,我就有意识地避免给人物加上姓名。《生活在别处》的男主人公只有一个名,他的母亲只用“妈妈”这个词指明,他的女朋友被称作“红头发姑娘”,她的情人称作“四十来岁的男人”。这是矫揉造作吗?我那时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发,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么做的意义:我服从了小说历史第三时的美学:我不想使人认为我的人物是真实的,带着一本户口簿。

  §一〇

  托马斯·曼:《魔山》。有不少很长很长的段落是有关人物的信息的,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穿戴方式、他们的说话方式(包括一切话语的怪癖),等等;疗养院生活极具细节的描述;历史时刻的描述(一九一四年战争前夕的岁月),比方说,那时的风俗习惯:酷爱刚发明不久的摄影、嗜食巧克力、闭着眼画画、世界语、纸牌通关、听留声机、招魂术表演(作为真正的小说家,托马斯·曼以一些注定要遭遗忘的而且不被平庸的历史编年学者注意的风俗习惯来形容描绘一个时代)。冗长的对话一旦离开了某些基本主题,就显出它的信息功能来;在托马斯·曼笔下,甚至连梦境也是描述:在疗养院里度过第一天后,年轻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睡着了;白天发生的一切在梦中都以一种腼腆的变形重复了一遍,没有比这更俗气的了。对布勒东而言,梦是自由想象的源泉,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与布勒东相距万里。《魔山》中的梦只有一种功能:让读者熟悉环境,证实他对现实的幻觉。

  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得到了精细的描绘,在它前面,展开了汉斯·卡斯托普的命运,以及两个肺结核患者纳夫塔和塞腾勃里尼的思想意识决斗,他们一个是信仰民主的共济会人士,另一个是拥护专制君主的耶稣会成员,两人都已病入膏肓。托马斯·曼平和的讽刺使这两位博学者胸中的真理都相对化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始终没有胜利者。但是小说的讽刺却走得更远,在某个场景中达到了顶峰,两人在一小群如痴如醉的听众包围中唇枪舌剑,振振有词,每人都把自己的观点推至极端,到后来竟然谁也弄不清到底谁在鼓吹进步,谁在宣扬传统,谁向着理性,谁在反理性,谁强调精神,谁强调肉体。

  在好几页的描述中,人们经历了一场迷人的混乱,字词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争论因举止行为可以互相调换而变得尤为激烈。再往后约二百页,已接近小说的结尾了(战争将很快爆发),疗养院的所有人都屈服于一种非理性的狂怒和无法解释的仇恨;正是在那时,塞腾勃里尼攻击了纳夫塔,两个重病的人以决斗相拼——决斗以其中一人的自杀而告终。人们一下子明白到,推动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实际上并非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一种超理性的好斗性,一种未被解释清楚的模模糊糊的力量,对这好斗的力量而言,思想意识只是一道屏风,一具面罩,一种借口。由此,这本精彩的“思想的小说”[100]同时也是(尤其对这一世纪末的读者来说)对所谓原样的思想的一种强烈怀疑,是对相信思想、相信思想能够领导世界的时代的一次彻底告别。

  曼和穆齐尔。尽管他们诞生的年月十分相近,他们的美学却属于小说历史的两个不同时期。他俩都是具有惊人智力的小说家。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中,智力首先体现在位于一部描绘性小说布景之前的人物的思想对话中。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智力时时刻刻以一种完全的方式表现出来;面对托马斯·曼的描绘性小说,穆齐尔的小说是思维小说[101]。在这里,事件也是发生在具体的环境里(维也纳),在具体的时间中(一九一四年战争的前夕,与《魔山》相同),当托马斯·曼的达沃斯被描绘得细致入微时,穆齐尔的维也纳只是刚被提了一下名字,作者甚至不屑于从视觉上回顾它的街道、它的广场、它的公园(制造对现实的幻觉的机器被好心好意地推开了)。

  人们处在奥匈帝国中,但这个奥匈帝国被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绰号给系统地点了名:卡卡尼国。卡卡尼国:反具体化了的、普遍化了的帝国,浓缩为几个基本环境的帝国,被改造为帝国的可笑样板的帝国。这个卡卡尼国不像托马斯·曼的达沃斯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它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它不是被描绘,而是被分析,被思考。

  曼解释说,《魔山》的结构是音乐性的,它建立在一些主题之上,像在一部交响乐中那样,这些主题得到展开,它们反复闪回,它们互相交叉,它们伴随小说于它的全部进程。这是真的,不过必须明确一下,在曼和穆齐尔的作品中,主题并不意味着同一种东西。首先,在曼的作品里,种种主题(时间、肉体、疾病、死亡,等等)是在一个广阔的反主题的背景(地点、时间、风俗、人物的描绘)前展开的,差不多像是一部奏鸣曲的主题,它们被包围在主题之外的一种音乐中,在桥和过渡乐段中。

  其次,曼笔下的主题有一种强烈的多元历史学性质,这就是说:曼使用了一切手段,借助于这些手段,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医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能够阐明这种或那种主题;好像通过知识的推广,他想为主题的分析创造出一个坚实的教学基座;这一切在我看来过于频繁地(尤其在一些过于冗长的段落中)把他的小说扯离基本的东西,因为对小说来说,基本的东西就是只有一本小说才能说的东西。

  而在穆齐尔笔下,主题的分析则不同:首先,它没有任何多元历史学的性质;小说家并不化装成博学者、医生、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他分析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科学分支的而只属于人类生活的人类生存环境。正是在此意义上,布洛赫和穆齐尔认识到心理现实主义世纪之后小说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欧洲哲学还不知道思考人的生活,思考它“具体的形而上学”,那么,小说则早就注定要发掘这一空白领域,开垦这一片处女地,对此小说是责无旁贷的(这是存在哲学以一种对立推理所证明的事;因为对存在的分析不可能成为体系:存在是不能系统化的,作为诗歌爱好者的海德格尔对小说史的冷漠是错的,因为在小说史中有着存在哲学智慧的最大宝库)。

  其次,与托马斯·曼相反,在穆齐尔笔下,一切都成为主题(存在的命题)。假如一切成为主题,那么背景就消失了,就像在一幅立体派绘画上,只有近景了。正是在这背景的取消中,我看到了穆齐尔所进行的结构上的革命。巨大的变化在表面上常常是不动声色的。确实,思考的长度、句子的缓慢节奏都给了《没有个性的人》一副“传统”散文的面貌。没有推翻时间顺序。没有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没有标点符号的取消。没有摧毁人物与情节。

  在两千来页的作品中,人们跟随着青年知识分子乌尔利希的卑微故事,他结识几个情妇,和几个朋友来往,他在一个严肃而可笑的协会里工作(正是在这里,小说以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背离了真实性而成为一种游戏),该协会的目的就是筹办皇帝生日的庆祝活动,一九一八年计划中的重大的“和平庆典”(一颗滑稽的炸弹塞入了小说的基础之下)。每一个小环境在它的进程中仿佛都一动不动(正是在这样一种缓慢得令人惊诧不已的速度中,穆齐尔让人不时地想起乔伊斯),以便一道长久的目光能穿透其中,能有时间问一问:它意味着什么?怎么理解它和思考它?

  在《魔山》中,曼将一九一四年战争前的好几年岁月变成对一去不复返的十九世纪的辉煌的告别庆典。作于相同年代的《没有个性的人》所发掘的却是即将来临时代的人类生存环境,即始于一九一四年、今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走向结束的现时代的这一结束阶段。确实,一切都在那里了,都在穆齐尔的这一个卡卡尼国里了:技术的万能统治,没有人能控制技术,人反被技术变成了统计数字(小说的开篇就是在一条街上,那里发生了车祸,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一对路过的男女正在评说这次事件,并计算着一年中交通事故的数目);速度被当作技术统治下的疯狂社会的最高价值尺度;黑暗昏庸的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穆齐尔的办公机关堪与卡夫卡的办公机关相媲美);意识形态的喜剧性的贫乏到了既不能理解任何东西又无法指导任何东西的地步(塞腾勃里尼和纳夫塔的辉煌时代已成为过去);新闻界是昔日所谓文化的继承者;与现代性的通敌合作者大有人在;与罪犯的团结一致成了作为信奉人权宗教的神秘表达(克拉丽丝和莫斯布鲁格尔);还有儿童崇尚情结与儿童化倾向(汉斯·泽普,一个在法西斯主义一词形成之前的法西斯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就建立在对我们心中的儿童性的崇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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