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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五

  这一内在的二分法并没有使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音乐变得低于其他时代的音乐;任何时代的艺术都带有它结构上的难题;正是这些难题激励一代代的作者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并由此带动形式的发展。下半时的音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困难。贝多芬:他给音乐注入前所未有的表达强度,同时也是他前无古人地创造了奏鸣曲的创作技巧:二分法应该特别地重压在他的头上;为了克服它(不能说他总能成功),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谋略:

  比如,赋予主题之外的音乐材料,如一个音阶、一个琶音、一个过渡乐段、一个结尾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表现力;

  或者(比如)给予变奏曲形式另一种意义;在贝多芬之前,变奏曲形式仅仅只是技术上的窍门,而且还是最无聊的技巧:就好比人们让一个模特儿穿着不同的衣裙单独在台上来回地走。贝多芬推翻了这一形式的意义,他自问:在一个主题中隐藏的旋律、节奏、和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从一个主题的音素变化中人们到底一直可以走到多远而不违背它的本质?这本质又是什么?在音乐上提出这些问题时,贝多芬不需要任何由奏鸣曲形式带来的东西,既不需要桥,也不需要展开部,也不需要任何的填料;他没有一秒钟处在对他而言的本质之外,没有一秒钟处在神秘的主题之外。

  把整个十九世纪的音乐当作一种旨在克服它结构上的二分法的持恒试图来考察,是很有意思的。由此,我想起了我愿称之为肖邦的战略的东西。就像契诃夫从未写过长篇小说一样,肖邦执意不追求大作品,而几乎毫无例外地创作一些收于集子里的小段(玛祖卡舞曲、波罗乃兹舞曲、夜曲,等等)。(某些例外也证实了这一规律:他的钢琴及管弦乐协奏曲均非力作。)他违背时尚行事,时尚认为交响曲、协奏曲、四重奏曲的创作才是一个作曲家重要地位的必然标准。但是,肖邦恰恰回避这一标准而创造出他的——也许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的——永不衰老、永远完全生气勃勃的作品,毫无例外。肖邦的战略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在舒曼、舒伯特、德沃夏克、勃拉姆斯那里,最小型的作品、音质最简单的作品倒要比交响曲和协奏曲显得更为生动、更为美(它们经常十分的美)。因为(重要的事实),下半时音乐的内在二分法是大作品独有的问题。

  §六

  在批评小说艺术时,布勒东攻击的是它的弱点还是它的本质?首先应该说,他攻击的是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巴尔扎克而诞生的小说美学。那时,小说经历了它的一个伟大时期,它首次肯定自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具有几乎催眠术般的诱惑能力,它预示了电影艺术:读者在他的想象银幕上看到小说如此真实的一幕幕场景,他都准备把它们当成自己生活中的场景了;为吸引读者,小说家运用整套制造对真实的幻觉的机器;但是,也正是这套机器同时给小说艺术制造出了一种可与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音乐所具有的二分法相比的结构上的二分法:

  既然是细致入微的因果逻辑关系使事件变得真实可信,那么这整条长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便都不可省略(无论它本身是多么没有趣味);

  既然人物应该显得“栩栩如生”,他们就必须给主题带来尽可能多的信息(哪怕它们完全出人意料);

  还有历史:过去,它缓慢的步子使得它几乎看不见,后来它加快了速度,突然(巴尔扎克的伟大经验正在这里),围绕着生活中的人们的一切都正在改变,人们漫步的街道,他们房子里的家具,他们所属的社会机构;人类生活的背景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事先已知的布景,它变幻无常,它今天的面貌到明天就会被忘得干干净净,必须抓住它,把它描绘出来(无论这些消逝的时间的图画会是多么令人生厌)。

  背景: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发现了背景,它以透视法将一幅画分为前景部分和背景部分。这就是由形式的特殊问题导致的后果:举例说,肖像画:脸部比身躯,尤其比背景的帏幔集中了更多的注意和趣味。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正是这样看周围世界的,但生活中正常的东西并不因此就适用于艺术形式的要求:在一幅绘画中,享有优先照顾的地方与别的预先定为次一等的地方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得到暂时缓和、得到照顾、得到重新平衡。或许,要有一种取消这种二分法的新的美学来从根本上排除这种不平衡。

  §七

  一九四八年之后,在我的祖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年月,我明白了盲目的抒情在恐怖时期所扮演的至关紧要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恐怖时期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生活在别处》的时代)。那时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革命,他的才能与捷尔任斯基的安全警察同样不可或缺。抒情性、抒情化、抒情的演讲、抒情的热情均属于人们称之为专制世界的一个有机构成;这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拉格,这是一个四周围墙上涂满了诗篇、人们在它面前载歌载舞的古拉格。

  比起恐怖来,恐怖的抒情化于我是个更难以摆脱的噩梦。我好像种了疫苗,永生永世警惕地抵御着一切抒情的诱惑。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到最后我竟有了这样的对话:“昆德拉先生,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爱上现代艺术,爱上它的绘画、它的音乐、它的诗歌。但是,现代艺术打上了它“抒情精神”的标志,打上了它对进步的幻觉、它美学上与政治上双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标志,而对这一切,我渐渐地厌恶起来。对先锋精神的怀疑并未丝毫改变我对现代艺术作品的喜爱。我热爱它们,我热爱它们尤其因为它们是斯大林主义迫害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玩笑》中,切内克就被送到一个惩戒营,因为他喜爱立体主义绘画。那时就是这样:革命认定现代艺术是它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尽管那些可怜的现代主义者的愿望只是想歌颂革命,庆贺革命。我永远也忘不了康斯坦丁·比布尔[97]:一个卓越的诗人(啊!我能背诵他多少首诗啊!),他作为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一九四八年后开始写了一些使人沮丧同样也撕人心肺的平庸的宣传诗,一段时间以后,他跳楼摔死在布拉格街头。在他难以捉摸的个性中,我看到了被欺瞒的、被蒙骗的、被谋害的、自杀身亡的、成为牺牲的现代艺术。

  我对现代艺术的忠诚与对小说的反抒情性的眷恋是同样的强烈。对布勒东而言,对一切现代艺术而言无比珍贵的诗学价值(强度、力度、自由的想象力、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我只在幻想破灭了的小说领域中寻找。但是,它们于我也因此而更为珍贵。这或许可以解释,对那种当德彪西听到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时曾那么惹他厌烦的东西,我为什么也感到特别反感;对勤劳的蜘蛛的轻微响动的反感。这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巴尔扎克的艺术装聋作哑,为什么我特别崇拜的小说家是拉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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