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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一一

  在完成了《告别圆舞曲》的创作的七十年代最初时日里,我以为自己的写作生涯从此结束了。那是在俄国军队占领捷克时期,我们,我的妻子和我,有别的伤脑筋的事。只是在我们到达法国(全靠法国的帮助)一年之后,在整整中断了六年写作之后,我才又重新握起笔。但这一次却没有什么创作激情。我惶恐不安。为了能重新感到脚下尚还踏着一方坚实的土地,我打算继续以前曾做过的事:写《好笑的爱》某种意义上的第二卷。这是何等的倒退!二十年前我正是以这些短篇小说开始迈出了我散文创作的第一步。还算幸运,在信手涂鸦了两三篇“好笑的爱之二”以后,我明白我实际上正在写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不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而是一部长篇小说(我随后将它起名为《笑忘录》),一部分为七个独立部分而又具有某种整体意义的小说,当人们单独阅读这七部分的任何一部分时,它就会丧失好大一部分意义。

  仍留在我心中的对小说艺术的戒心一下子就飞到了九霄云外:通过给予每一部分以一篇短篇小说的特点,我便使得表面看来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大结构不可或缺的整个技术变得彻底无用了。我在自己的处理中与早先的肖邦的战略相遇,与并不需要有非主题段落的小型结构相遇。(这难道是说,短篇小说即是长篇小说的小型形式吗?是的。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之间没有本体论上的区别,而在小说与诗歌、小说与戏剧之间却有这种区别。遗憾的是,鉴于词汇上的意外缺陷,我们没有一个唯一的术语来总括这同一种艺术一大一小的两种形式。)

  既然这七个独立的小结构没有任何共同的情节,那它们是怎样联结在一起的呢?将它们连成一体、使它们成为一部小说的唯一联系物,就是共同主题的集合。由此,我在我的道路上与另一种古旧的战略相遇:贝多芬式的变奏曲战略;全靠它,我才能一直与某些存在意义上的问题保持直接的不间断的接触,正是这些问题迷住了我,并在我的这部变奏曲小说中得到逐渐的、多种角度的发掘。

  主题的逐渐发掘有一种逻辑,是这逻辑决定了各部分间的联络环节。比如:第一部分(《失落的信》)提出了人与历史的主题的基本说法:人在历史的厚墙上碰得头破血流。在第二部分(《妈妈》)中,同一个主题颠倒了个儿:对于妈妈来说,俄国坦克的来临与她花园中的梨比起来代表着微不足道的东西(“坦克是易朽的,而梨子是永恒的”)。在第六部分(《天使们》)中,女主人公塔米娜淹死了,这一部分似乎可以表示小说的悲剧性结局;然而,小说并未在此,而是在下一部分中结束,第七部分既不催人泪下,也不激动人心,也不悲怆动人;它讲述了一个新的人物扬的色情生活。

  历史的主题在这里只是最后一次露了露脸:“扬有一些和他一样离开故国的朋友,他们终日献身于为祖国争自由的斗争之中。他们都曾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联系是虚幻的,他们之所以还准备着为某些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去献身,那只是一种惯性使然。”人们触到了这一形而上的边界(边界:在小说进程中被反复琢磨的另一个主题),在这边界的后面,一切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塔米娜悲剧生命结束之地的岛屿被天使的笑(另一个主题)主宰着,而在第七部分中,回响着将一切(一切:历史、性、悲剧)化为飞灰的“魔鬼的笑”。只是在这时,主题之路才走到了尽头,书本才可以最终合上。

  §一二

  尼采在标志他成熟期的六本书(《曙光》、《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快乐的科学》、《善恶的彼岸》、《道德系谱学》、《偶像的黄昏》)中,继承、发展、建立、肯定、精制了结构上的同一原型。其原则:书的基本单位是章节;章节的长度从一个句子到若干页不等;章节毫无例外地只含有一个自然段;它们总是用数字标明的;在《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和《快乐的科学》中,它们不仅用数字标明,而且还有一个小标题。若干章节构成一个部,若干部构成一本书。书是建立在一个基本主题上的,由题目确定其意义(善恶的彼岸,快乐的科学,道德系谱学,等等);书的不同部探讨由基本主题派生出来的主题(它们也分别有自己的标题,比如在《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中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它们只用数字标明)。

  某些派生主题分布在纵向轴上(即每一部专门探讨由这一部的标题所确定的主题),而另一些派生主题则一直贯穿全书。由此诞生的结构既最大限度地被分节(分成众多相对自治的单位),又最大限度地统一(同样的主题不时地反复返回)。它同时还是一种具有节奏性特殊意义的结构,而这节奏是通过长短不一的章节的交替出现来表现的:比如,《善恶的彼岸》的第四部分只包含一些很短的格言(就如同某种间插曲、谐谑曲一样)。但是,尤其应该注意: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必要加上填料、过渡乐段、薄弱段落的结构,在这结构中,强度永远也不降低,因为人们只看到思想正“从外面、从上面或从下面,就像注定要发生的事件或意外打击”那样地迅跑过来。

  §一三

  如果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如此紧密地与他文章的形式结构联系在一起,那么它能不能存在于文章之外呢?人们能不能从尼采散文的文笔中提炼尼采的思想呢?当然不能。思想、表达、结构是不可分离的。在尼采身上适用的是否在普遍意义上都适用呢?必须弄清楚:人们能不能说,一部作品的思想(涵义)原则上总是与结构不可分离的呢?

  不能。很奇怪,人们不能这么说。长期以来,在音乐中,一个作曲家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他分布在结构模式中的旋律—和声的创新,而这结构模式并不取决于他,它们或多或少是预先就已定的:弥撒曲、巴罗克风格组曲、巴罗克风格协奏曲等等。它们的不同部分全都按照一种由传统所确定的秩序排列,像钟表那样精确无误,以至于——举例说——一套组曲总是以一首快速的舞曲而告结束,等等,等等。

  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鸣曲是他二十五岁到五十二岁期间写成的,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些作品代表了奏鸣曲创作上一番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奏鸣曲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最早的奏鸣曲因袭海顿和莫扎特的构思: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以奏鸣曲形式写出;第二乐章:柔板,以利德曲形式写出;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或谐谑曲,在中速中进行;第四乐章:回旋曲,在快速中进行。

  这一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最有戏剧味、最长的乐章是第一乐章;接下来的乐章有一种江河日下的趋势:从最重趋向最轻;而且,在贝多芬之前,奏鸣曲始终处在几个乐章的松散组合(那时人们在音乐会上常常演奏奏鸣曲的单独乐章)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的半途上。随着他三十二首奏鸣曲的进展,贝多芬逐渐将旧的结构模式替换成更为集中(减为三个乐章,有时甚至两个乐章)、更为戏剧化(重心移到了最后一个乐章上)、更为整一(尤其由同一的激情气氛造成)的结构模式。但是这一进展(它由此变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以另一个更好的结构模式代替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模式,而在于打碎了预定的结构模式的原则。

  对奏鸣曲或交响曲预定模式的这种集体服从确实有些可笑。让我们想象一下所有的交响乐曲大家,包括海顿、莫扎特、舒曼、勃拉姆斯,在他们催人泪下的柔板之后,都在第四乐章里乔装成小学生在娱乐场上争先恐后地跳呀,蹦呀,尖声地叫喊道,欢快的结束才是好的结束。这便是人们可称之为的“音乐的蠢举”。贝多芬明白到越过它的唯一途径是让结构彻底变成个体的。

  这就是贝多芬留给所有艺术、留给所有艺术家的艺术遗嘱的第一条,我将它归纳如下:不应该将结构(作品整体的建筑构造)当作一种预先存在的模具借给作者,只为让他在其中填上自己的发明;结构本身应该是一种发明,一种使作者的整个特殊性都起作用的发明。

  我真不知道这一忠告在何种程度上被后人听从和理解了。但是,贝多芬本人从中取得了他自己的一切辉煌成果,在他最后创作的一些奏鸣曲中,作品结构都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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