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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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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作品与蜘蛛 §一 “我想。”尼采对这样一个由语法习惯所苛求的每个动词都得有一个主语的肯定句产生了疑问。他说,事实上,“一个想法当‘它’想来的时候就会自己来到,所以,当我们说主语‘我’是动词‘想’的决定者时,我们是在篡改。”一个思想是“从外面”来到哲学家头脑中的,它“来自外面、来自上面或下面,就像注定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或意外打击”。它大步流星地赶到。因为尼采喜爱“一种大胆而热情洋溢的、迅速跑来的智力”,他就取笑那些博学者,他们认为思想像“某种犹犹豫豫、迟迟疑疑的活动,某种繁重劳作一般的东西,常需英雄的博学者付出辛勤的汗水,而不是那个轻快的、神圣的、与舞蹈以及令人开怀的欢乐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东西”。 在尼采看来,哲学家“不应以演绎法和辩证法的某种假惺惺的归纳来篡改事物与思想,因为他原本是通过另一途径达及这事物与思想的[……]我们既不应隐瞒也不可歪曲思想来到我们头脑中的实际方式。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集》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 “不歪曲思想来到我们头脑中的实际方式”:我觉得这一命令不同凡响;我还注意到,从《曙光》起,在尼采所有的书中,所有的章节都只有一个段落:那是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息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 §二 尼采欲保存思想来到他脑中的“实际方式”的意愿与他的另一迫切需要是密切不可分的,后者对我的诱惑与前者同样强烈:那便是抵制将他的思想体系化的企图。种种哲学体系“在今天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狼狈不堪的样子,如果我们还可以说它们尚且有一副样子的话”。他的攻击针对着系统化思想的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及其形式:“一出系统化的喜剧:为了充实他们的体系,并填满包围着该体系的视野,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弱点也饰以他们的优点的风格搬上舞台。” 是我把最后几个字换用了字体:一篇论述一个体系的哲学论文注定要含有相对薄弱的段落;并非因为哲学家缺少才华,而是论文的形式要求他如此;因为,在他提出创新的结论之前,哲学家必须解释别人对此问题已有的看法,必须逐一驳斥它们,同时提出一些别的结果,再从中选择最好的,为它援引各种论据,不言而喻的论据,令人吃惊的论据,等等,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往往跳过好几页,企图一下子就进入问题的核心,进入哲学家的独特思想。 黑格尔在《美学》中为我们提供了艺术的一个精彩的综合形象;人们为这鹰一般深远的目光倾倒;但文本本身远非那么令人倾慕,它并未让我们看到这诱惑人的思想当初迅疾地来到哲学家头脑中时的原样。黑格尔“想充实他的体系”,一格一格地、一厘米一厘米地描绘每一细节,以至于他的《美学》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此作是由一只鹰和几百只英勇的蜘蛛合作完成的,蜘蛛编起了一张密网,覆盖了所有的角落。 §三 对于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小说是一种“下等体裁”;它的风格是“纯粹信息”的;信息资料的特征是“无谓的个别化”(“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人物的任何疑点: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吗?他叫什么名字呢?……”);至于描绘,“没有什么能与描绘的虚无相比;它只是目录般形象的重叠”;接下来作为例子的是《罪与罚》的一段引文,有关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房间的描述,并伴有以下评注:“人们将会支持用这一小学生式的图画来代替它,在书中的这一处,作者自有他压倒我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布勒东觉得都微不足道,因为“我可不会提及我生命中毫无价值的时刻”。此外还有心理学:冗长的陈述使得一切都事先告知于人:“这个主人公的行为与反行为都已得到了精彩的预示,想必不会受挫,瞧他一副能挫败种种算计的样子,无论如何,他逃不脱算计。” 尽管这一批评颇有偏见色彩,人们对它却不能置之不理;它忠实表达了现代艺术对小说的保留态度。我再扼要地复述一下:信息;描绘;对生存中无价值时刻的无谓关注;使人物的一切反应事先便明示无遗的心理学;集所有这些指责于一句话,在布勒东眼里,小说因致命地缺乏诗意而成了一个低下的体裁。我说的诗是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整个现代艺术全力赞扬的那种诗,不是作为文学体裁、作为按韵律写的文字,而是作为美的某种观念,作为神妙的爆发,生命中的辉煌时刻,聚集的激情,独特的目光,惊人的刺激。在布勒东眼里,小说尤其是非诗歌。 §四 赋格:唯一一个主题以对位法掀起一连串旋律,一股波浪在它长长的流程中保持着同样的特征、同样的节奏冲动、它的整一性。在巴赫之后,随着音乐的古典主义时期到来,一切都变了:主旋律变得封闭而短促;它的简短使得单一主题成为几乎不可能;为能构筑起伟大的作品(其意义为:建筑般地构架起一个大部头作品的整体),作曲家必须让一个主题跟着另一个主题;一种新的作曲艺术由此诞生了,它以样板的方式在奏鸣曲这个古典与浪漫时代的主导形式中得以实现。 为了让一个主题跟着另一个主题,就必须有一些中介乐段,或者,如塞扎尔·弗朗克[95]所说的,要有一些桥。“桥”这个词使人们明白,在作品结构中有些乐段本身具有意义(主题),而另一些乐段则是为这一类乐段服务的,本身并无自己的强度或重要性。听贝多芬音乐,人们会有一种印象,觉得强度总在变化:有时,某种东西在酝酿之中,然后来临,然后又不在了,而另一些东西又在准备来临。 下半时(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的内在矛盾:它在表达激情的能力上看到了自身的生存理由,但同时,它精心制作它的桥、它的结尾、它的展开,这些东西纯粹是形式上的苛求,是作曲家技巧本事的结果,而这技巧本事并无个性可言,它是可以学到的,它很难脱离常规、脱离音乐的共同套式(有时,人们甚至在最伟大的作曲家,如莫扎特或贝多芬那里也能找到这些套式,而在他们同时代不出名的作曲家那里,这类套式更是不胜枚举)。灵感与技巧就这样不断地面临着分家的可能;于是,在自发的东西与精心制作的东西之间就生出一种二分法;第一类想直接表现某种激情,第二类则是这同一种激情所化作的音乐技术上的展开;第一类是主题,第二类是填料(这一词带有贬义,然而又十分客观:因为人们真的需要在横向上“填满”主题与主题之间的时间,在纵向上“填满”乐队的各声部)。 有人说起过,穆索尔斯基[96]有一次用钢琴弹奏舒曼的一段交响乐,弹到展开部之前突然停住,大声喊道:“现在,音乐的数学开始了!”正是这算术的、学究的、书卷气的、教学的、非灵启的一面促使德彪西说:在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已成了“勤奋而固定的训练”,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争夺着厌烦的垄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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