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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九

  在整整十四年中,布拉格国家剧院歌剧指挥,一个叫科瓦洛维茨[92]的平庸作曲家始终拒绝上演《耶奴发》。如果说最后他终于让了步(一九一六年,是他亲自主持了《耶奴发》在布拉格的首演),他也没有停止过说雅纳切克的实验纯粹是闹着玩的业余爱好,并且对乐谱作了多处变动、修改,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删节。

  雅纳切克不反抗吗?当然反抗了,但是,诚如众所周知的,一切取决于力量的对比。那时他是弱者。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依然默默无闻。倘若他反抗得过于激烈,他可能还会让歌剧的首演再等上十个年头。再说,甚至连他的支持者——他们为大师意外的成就而欣喜万分——也都同意了:科瓦洛维茨干了一件辉煌的事!比如说,最后那一场!

  最后一场:在人们找到耶奴发被淹死的私生子后,在后娘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被警察带走之后,耶奴发和拉科留了下来。拉科一直深深地爱着耶奴发,而耶奴发曾选择了另一个男人把拉科甩了,现在,拉科决定留下来和耶奴发在一起。等待着这一对男女的没有别的,只有穷困、羞耻和流亡。无法模仿的气氛:无可奈何,忧愁,却又被一种深切的同情映照得光明灿烂。竖琴、弦乐,乐队的柔和音色;在一曲宁静、感人的歌声中,全剧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告终。

  但是,人们可以给歌剧这样的一个结尾吗?科瓦洛维茨把结尾变成了一次真正的爱的神化。谁还敢与一次神化作对?再说,一次神化是那么的简单:加上铜管乐,以对位法的模仿支撑旋律。有效的手段,千百次得以确证。科瓦洛维茨不愧是个行家。

  受到捷克同胞刁难与欺辱的雅纳切克,在马克斯·布洛德那里得到了坚决而忠诚的支持。但是,当布洛德研究了《狡猾母狐狸》的乐谱之后,他对结尾并不满意。歌剧的最后几个词是由一只小青蛙结结巴巴地向看林人说出的一句玩笑话:“您您您您以为看到的东西,不不不不是我,而是我我我的爷爷。”Mit dem Frosch zu schliessen,ist unmöglich.以青蛙来结尾,这是不可能的,布洛德在一封信里这样表示异议,他建议将剧本中最后一句话改为看林人高声唱出的庄严的宣言:关于大自然的新生;关于青春的永恒力量。仍然是一个神化。

  然而这一次,雅纳切克没有服从。在国外的知名度使他不再是一个弱者。但在《死屋手记》的首演之前,他又变成弱者,因为他死了。歌剧的结尾是声势雄壮的:主人公从苦役营中被释放。劳役犯们高呼:“自由!自由!”然后,看守官叫了起来:“干活去!”这是剧中最后的一句,全剧在铁锁链带切分节拍的哗啦哗啦声中、在强迫劳动的粗野节奏中结束。首演是在雅纳切克死后由他的一个学生指挥的(这个学生同时整理了未完成的乐谱手稿,准备付印出版)。他稍稍修改了最后几页:“自由!自由!”的叫喊声被移到了最后,扩充成了长长的结束句,欢快的结束句,一次神化(又是一次)。这不是一个旨在延续作者意图的追加;而是这一意图的否定;在这最终的谎言中,歌剧的真实被取消了。

  §一〇

  我打开了由美国某大学文学教授杰弗里·梅耶斯写于一九八五年的海明威评传,读了有关《白象似的群山》的那一段。我所得知的第一件事是:小说“或许描绘了海明威对哈德莉第二次怀孕的反应”(哈德莉是海明威的第一个妻子)。以下便是这段评注,我在其中用括号插入我的个人看法:

  “把山岭比作白象,白象作为不真实的动物代表了无用的因素,就如同不打算怀上的婴儿,这一比喻对理解故事的意义是至关紧要的(白象与不打算怀上的婴儿的比较稍稍有些牵强,这一比较不是海明威的,而是那位美国教授的;它想必预备了小说的情感阐释)。它成了一个争论的主题,激起了富有想象力的、触景生情的女人与那位实实在在、趣味索然的男子的对立[……]小说的主题在一系列的对极上展开:自然对人为,直觉对理性,思索对唠叨,活生生对死沉沉(教授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使女人成为道德的正极,男人成为负极)。男人,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什么能允许我们把男人形容为自我中心主义者),完全无法渗入到女子的感情中去(没有什么能允许我们这么说),试图迫使她去堕胎以便他们依旧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女人认为堕胎是违反自然的,她害怕杀死孩子(她不可能杀死孩子,因为孩子尚未出生),害怕自己遭罪。

  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不:男人所说的一切是一些平平庸庸的安慰话,在这样一个情境中,他只能这么说了);女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讽刺(对姑娘说的话,还可能有许多别的解释)。他逼迫她同意做这次手术(‘假如你不愿意,我是不想让你去做的’,他曾两次这么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并非由衷之言),以便她能重获他的爱(没有什么能证明她曾得到过这男子的爱,也没有什么能证明她失去了它),但他可以向她要求这样做的事实本身意味着她再也不会爱他了(没有什么能允许我们说在车站这一场戏之后会发生什么)。她接受了这一自毁形式(毁掉一个胎儿与毁掉一个女人不是一回事),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的人或者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一样,达到了她人格的两重性,她只是她丈夫的举止行为的反映而已:‘那么我去做好了。因为对于我,这是无所谓的。’(反映出别人的举止行为并不是一种人格的两重性,不然,所有听从父母话的孩子就都两重化了,都像约瑟夫·K.了;另外,小说中没有任何地方标明这男人是女人的丈夫;他不可能作为丈夫,因为海明威的女性人物被称为girl,姑娘;如果说美国教授有系统地把她称为‘woman’,那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认:他使人们错以为这两个人物就是海明威和他的妻子。)

  然后,她离开了他,[……]在大自然中找到安慰;在麦田,在树林,在河流和在远处的山岭中。当她抬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山岭祈求帮助时,她平静的沉思(至于大自然的风光在姑娘心中唤醒的感情,我们一无所知;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是平静的,她后来马上说出的话十分苦涩)使人想起《圣经·诗篇》的第一百二十一首[93](海明威的文笔越是简明,他的注释者的文笔就越是浮夸)。

  但这种情绪被固执地想要继续争执的男人赶得荡然无存(让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一下小说:不是那美国人,而是姑娘在简短的离开之后第一个说起话来,继续了争吵;男人并不寻求争吵,他只想平息姑娘的激动),他把她带到了神经发作的边缘。这时她向他抛去疯癫的一声叫喊:‘你能为我做一些事情吗?[……]那么,闭嘴。我请你闭嘴!’这使人想起李尔王的‘决不!决不!决不!’(对莎士比亚的回顾是毫无意义的,就如同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样无济于事)。”

  让我们简述一下这段简述:

  1)在美国教授的阐释中,小说变成了一堂道德课:对人物的判断均依据他们与堕胎的关系,而堕胎则事先已被认定是一种恶。由此,女人(“想象力丰富”,“触景生情”)代表了自然、生动、直觉、思索;男人(“自我中心主义”,“实实在在”)代表了人为、理性、唠叨、死气沉沉(顺便提一下,在伦理学的现代讲义中,理性代表了恶,而直觉代表了善);

  2)向作者传记的靠拢(从girl到woman的隐伏性转变)使人以为反面的、不道德的主人公就是海明威,他通过小说作品在作某种忏悔;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失去了它一切的谜语特征,人物也没有了神秘感,对任何一个读过海明威传记的人来说,人物的面目全都变得确定而又明白;

  3)小说特有的美学特点(它的反心理主义,人物过去情况的有意遮光,非戏剧化性质,等等)没有得到重视;更有甚者,这些美学特点被取消了;

  4)从小说的基本材料出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发去做堕胎手术),教授创造了他自己的小说: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男人正在强迫他的妻子进行堕胎;妻子看不起丈夫,她再也不能爱他了;

  5)这另一部小说平庸到了极端,满篇陈词滥调;然而,通过连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圣经》、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教授成功地在一小段文章中聚集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权威),它保住了它伟大作品的身份并由此解释了教授本人对它——尽管它原作者的道德十分贫乏——的兴趣。

  §一一

  就这样,媚俗化[94]的阐释判了艺术作品的死刑。就在美国教授给海明威小说加上这一具有教训意义的解释之前四十年,有人在法国翻译了《白象似的群山》并易名为《失去的天堂》,一个不属于海明威的篇名(在世界各国的译文中,没有用这译名的),而这名字与四十年后的阐释有着同样的意义(失去的天堂:堕胎前的天真无辜,怀孕的幸福,等等,等等)。

  媚俗化的阐释并不是一个美国教授或者一个世纪初的布拉格乐队指挥的个人毛病(在这个指挥之后,许许多多别的指挥认可了他对《耶奴发》的修改);这是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诱惑;是形而上的提台词人的一种命令;是一种永恒的社会需求;一种力量。这力量不仅针对着艺术,它首先针对的是现实本身。它所做的与福楼拜、雅纳切克、乔伊斯、海明威做的恰恰相反。它向现在时刻扔去老生常谈的面纱,使得真实的面貌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让你永远不知道你所经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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