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外国作品 > 被背叛的遗嘱 | 上页 下页 |
| 三四 |
|
|
|
§三 尽管这个短篇极为抽象,描写了一个几乎是原型神话般的情景,它同时也可以说极为具体,试图截取一种情境的、尤其是对话的视听形象。 请你们试着重新构建一段你们生活中的对话,一段争吵或是一段情话。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情境会永远地失去。所留下的是它们的抽象意义(我捍卫着这一观点,他则捍卫着另一观点,我咄咄逼人,他且战且退,等等),也可能会有一两个细节,但是,情境在整个延续意义上的视觉与听觉的具体内容则丢失了。 不仅仅它们丢失了,而且人们对丢失本身也不以为然。人们忍受了具体的现在时间的失去。人们立即把现在时间改变成它的抽象概念。只需讲述一下人们在几小时前经历的一段小故事就行:对话缩短成了一段简述,背景成了某种一般化的材料。甚至对于那些最深刻的如精神创伤一般萦绕脑际的回忆,情况也是这样:人们被它们的力量弄得眼花缭乱,到后来竟然意识不到它们的内容是多么贫乏,多么简单。 假如我们研究、讨论、分析一个现实,我们是按它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记忆里显现的那个样子去分析的。我们认识现实只是认识它在过去时间里的样子。我们并不认识它在现在时刻中的样子,不认识它正处在的那一时刻中的样子,不认识它现在是什么样子。然而,现在时刻与人的记忆是不相像的。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否定。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 我们可以拿着一本日记,持之以恒地记下一切事情。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再读所记之事时,我们会明白,它们无法唤回任何一个具体的形象。甚至更糟:连想象力都无法帮助我们的记忆力来重建被遗忘之事。因为,现在——作为需要研究的现象、作为结构的具体的现在——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行星;我们既不知道如何把它存于我们的记忆中,也不知道如何以想象力来重建它。人们死去时将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四 需要与稍纵即逝的现实现在之失去这一现象作对,依我看,小说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它发展史上某一时刻之后的事。薄伽丘的小说就是这种抽象的范例,人们一旦讲述了过去的事,过去的事也就变成了这一抽象: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具体场景,也几乎没有对话,像是某种简述的叙述,它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事件的基本情况,一个故事的因果关系。薄伽丘之后的一些小说家都是优秀的讲故事的人,但是说到截取具体的现在时间,那既不是他们的课题,也不是他们的抱负。他们讲述一个故事,而不必想象它在具体的场景中。 在十九世纪初期,场景成了小说构成的基本因素(小说家精湛技艺的体现之处)。在司各特、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小说被结构成一系列场景,与它们的布景、它们的对话、它们的动作一起被细致描写的场景;一切与这一系列的场景不相联系的东西,一切非场景的东西均被认为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小说就像是一个十分充实十分丰富的剧本。 场景一旦成为小说的基本因素,如实地反映现在时间中现实之原样的问题也就有可能提了出来。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在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启迪场景艺术的更多的是对戏剧情节的酷爱而非对具体之物的酷爱,是戏剧而非现实。确实,那时才诞生的新的小说美学(小说历史第二时的美学)表现出作品构成的戏剧性特征,也即是说,作品的构成集中:a)在一个唯一的故事情节上(与有一连串不同故事情节的“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实践相反);b)在一些始终相同的人物上(让人物在中途告别小说,对塞万提斯来说是很正常的,而在这里可就是一种错误);c)在一段相对狭窄的时间上(尽管小说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许多许多时间,故事情节却只在选择好的短短几天内展开;举例说,《群魔》的时间跨度是几个月,但小说中整个极其复杂的情节则分配在两天,然后三天,然后又是两天,最后又是五天之中)。 在这种巴尔扎克式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创作法中,独独只有靠这些场景,小说情节的整个复杂性、思想的整个丰富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伟大的思维对话)以及人物的整个心理学才能得到清清楚楚的表达;所以,一个场景,就像在一出戏剧中的情况那样,变得人为地浓缩、集中(在一个场景中有众多的邂逅相遇),并且以一种极不可信的严密的逻辑发展(以便使利益与激情的冲突明朗化);为了表达一切基本的东西(就情节及其意义的明白易懂而言为基本的东西),它就必须放弃一切“非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放弃一切平凡、日常、普通的东西,放弃偶然的或简单氛围之类的东西。 是福楼拜(海明威曾在一封致福克纳的信中称福楼拜是“我们最受尊敬的大师”)使小说从戏剧性的轨道中走了出来。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相遇在一种日常的环境气氛中,这环境气氛(以其无动于衷,以其不知趣,但同时还以其使情境变得美丽动人、令人难以忘怀的氛围和魔法)不停地介入人物的隐秘故事中。爱玛和莱昂在教堂里约会,但是有一个向导掺和进来,以喋喋不休的废话打断他们的甜言蜜语。蒙泰朗[87]在他为《包法利夫人》所作的序言中讽刺了这一将反衬主题引入场景的方式的方法论特征,但是他的讽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并不涉及艺术上的矫饰主义,而是涉及一种可说是本体论上的发现;发现现在时刻的结构,发现我们的生活建立于其上的平凡性与戏剧性的永恒的共存。 抓住具体的现在时间,是标志着福楼拜之后小说发展史的持续的倾向之一:它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达到了顶峰,竖起了它真正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在它将近九百页的篇幅中,描述了十八个小时的生活;布卢姆在街上停了下来,和麦科伊在一起: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在两句随之而来的对话中,无穷无尽的事情过去了:布卢姆的内心独白;他的动作(他的手伸进兜里,触到一封情书的信皮);他所看到的一切(一位女士爬上了一辆四轮马车,露出了她的腿,等等);他所听到的一切;他所感到的一切。一秒钟的现在时间在乔伊斯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无限。 §五 在史诗艺术和戏剧艺术中,对具体之物的酷爱是以不同的力量表现出来的;它们与散文的不平等关系可资证明。史诗艺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抛弃了韵文,从而成为一门新的艺术:小说。戏剧文学从韵文走向散文则要晚得多而且缓慢得多。而歌剧则更晚,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其代表有夏庞蒂埃[88](《鲁易丝》,1900)、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1902,该剧由一种十分具有仿效风格的诗意散文写成),还有雅纳切克(《耶奴发》,作于1896至1902年间)。在我看来,雅纳切克是现代艺术时期中最重要的歌剧美学的创始人。我说“在我看来”,因为我不想隐瞒我个人对他的酷爱。然而,我不认为我错了,雅纳切克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为歌剧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散文的世界。我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人这样做(贝尔格[89]有《沃伊采克》,1925,该作得到了雅纳切克的由衷支持,还有普朗克,他写有《人之音》,他俩都和雅纳切克相似),但是他以一种特别的恒常之心在三十年中坚持不懈地向着他的目标挺进,为后世留下了五部重要的作品:《耶奴发》、《卡嘉·卡班诺娃》(1921)、《狡猾母狐狸》(1924)、《马克罗普洛斯案件》(1926)、《死屋手记》(1928)。 我说他发现了散文世界,因为散文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韵文的叙事形式,而且还是现实的一个面貌,是它日常的、具体的、一时的、与神话相对立的一面。这里,人们触及到了任何一个小说家的最深刻的信念:没有什么比生活的散文更为隐蔽的了:任何一个试图不懈地把他的生活变成神话的人,都试图把它用韵文写出来,都会用韵文(用糟糕的韵文)把它遮掩起来。如果说小说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那是因为散文的发现是它本体论上的使命,任何一门别的艺术都不能彻底承担起这一使命。 在小说通向散文之神秘、通向散文之美(因为作为艺术的小说发现了作为美的散文)的道路上,福楼拜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半个世纪之后,雅纳切克在歌剧历史上完成了福楼拜式的革命。但是,如果说在一部小说中这革命十分自然地就完成了(就好像爱玛与罗多尔夫在农业展评会背景里的那场戏是作为几乎不可避免的可能性刻录在小说的基因中的),那么在歌剧中,它就变得更为惊人、大胆、出人意料:它与非现实主义以及极端化的风格仿效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而在前人看来,这些原则是与歌剧的本质特点本身不可分割的。 在现代主义大师的歌剧尝试中,他们经常走着一条比十九世纪的先驱们更为彻底的风格仿效之路。奥涅格[90]转向了民间传说和《圣经》故事的主题,并赋予这些主题以一种介乎于歌剧与清唱剧的不稳定的形式;巴托克的唯一一出歌剧以一个象征主义的寓言为主题;勋伯格写了两出歌剧:其中一出是讽喻剧,另一出把某个几近疯狂的环境搬上了舞台。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都是在韵文歌词之上写成,属于极端的风格仿效。雅纳切克不仅仅反歌剧的传统,而且也反现代歌剧的主导方向。 |
| 虚阁网(Xuges.com)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