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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斯特拉文斯基的安身之地

  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可以分成长度几乎相等的三部分:俄罗斯,二十七年;法国和瑞士法语区,二十九年;美国,三十二年。

  向俄罗斯的告别经历了几个阶段:斯特拉文斯基先在法国(一九一〇年起)做了一次长期的考察旅行。那些岁月也是他的创作最俄罗斯化的岁月:《彼得卢什卡》、《群星之王》(根据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的一首诗)、《春之祭》、《俏皮话》,并开始写《婚礼曲》;随着战争的爆发,他与俄罗斯的接触越来越困难;然而他始终是一个俄罗斯作曲家,他的《狐狸》和《士兵的故事》都是受祖国民间诗歌的启迪而写成的;只是在革命后,他才意识到,对他来说,祖国可能已一去不复返地失去了:真正的移民生涯开始了。

  移民生涯:对一个把自己的故乡看成他唯一祖国的人来说,是一段被迫在外国度过的岁月。但移民生涯延续着,一种新的对居住国的忠诚正在诞生;于是,决裂的时刻来临了。渐渐地,斯特拉文斯基抛弃了俄罗斯主题。一九二二年他还写了《玛芙拉》(根据普希金作品写的喜歌剧),然后,在一九二八年写了《仙女的吻》这一对柴可夫斯基的纪念,再后来,除了一些零星的例外,他就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主题上来。当他于一九七一年逝世时,他的夫人薇拉遵照他的遗言,拒绝了苏联政府提出的将他的遗体运回俄罗斯安葬的建议,把他移葬在威尼斯的墓地。

  毫无疑问,斯特拉文斯基和所有别的人一样,带着移民生活的创伤;毫无疑问,假如他能一直留在自己的故乡,他的艺术嬗变过程就会沿循一条不同的路。事实上,他在音乐历史中的漫游的开端,正好与他的祖国于他不复存在的时刻差不多吻合;他明白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代替他的祖国,于是也就在音乐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国度。依我看来,他唯一的祖国,他唯一的安身之处,就是音乐,就是一切音乐家的全部音乐,就是音乐的历史。这不是我自己生造的一种漂亮的抒情表达方式,我只是再具体不过地提到了它而已。正是在那里他决定安置自身,扎下根子,居住下去;正是在那里,他最终找到了他仅有的同胞,他仅有的亲人,他仅有的邻人,从佩罗坦到韦伯恩;正是和他们,他开始了至死方休的漫漫无期的长谈。

  为了感到是在自己家中,他做出了一切尝试:他在这栋房子的每一个房间里停下来,触摸所有的角落,抚摸所有的家具;他徜徉于一切音乐之中,从古老的民间音乐到佩戈莱西,而后者给他带来了《普尔钦奈拉》(1919);他拜访其他的巴洛克大师,没有他们,《众神领袖阿波罗》(1928)便是不可想象的;他从柴可夫斯基那里改编了旋律,用于他的《仙女的吻》(1928);巴赫成了他的《钢琴及管乐协奏曲》(1924)和《小提琴协奏曲》(1931)的教父,他还重写了这位教父的《基督升天圣诗变奏曲》(1956);在《雷格泰姆十一重奏》(1918)、《钢琴雷格泰姆音乐》(1919)、《爵士乐团前奏曲》(1937)、《乌木协奏曲》(1945)中,他对爵士乐作了发扬光大;佩罗坦和别的复调音乐家启迪了他的《圣诗交响曲》(1930),尤其还有他令人惊叹的《弥撒曲》(1948);他在一九五七年专门研究了蒙特威尔第;在一九五九年,他改编了杰苏阿尔多的牧歌;对胡戈·沃尔夫[81],他有两首改编歌曲(1968);对十二音体系音乐,他先是有所保留,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勋伯格逝世后,他也终于把它当作了自己家中的一个房间。

  他的诽谤者,那些捍卫音乐作为感情表现的人们,那些对他“情感活动”的审慎难以容忍、以至于感到气愤的人,那些指责他“心灵干枯”的人,他们自己恐怕没有足够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无法理解,在斯特拉文斯基于音乐历史中天马行空般的飞翔后面,有着一道何等深的感情伤痕。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没有人比多愁善感的人更无动于衷。请你们记住:“隐藏于充满感情的文笔后面的心灵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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