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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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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生活的算术 一个移民的生活,这是一个算术问题:约瑟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以约瑟夫·康拉德这个名字享誉世界)在波兰度过了十七年(自然包括与他被驱逐的家庭一起在俄罗斯度过的日子),他生命中余下的五十年在英国度过(或是在英国轮船上度过)。因此他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作为写作语言,同时对英国主题运用得得心应手。只是他的反俄罗斯的变态反应(啊!可怜的纪德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康拉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谜一般的憎恶)还保持了波兰人本质的痕迹。 博胡斯拉夫·马蒂努[78]到他三十二岁时一直生活在波希米亚,此后,他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然后仍在瑞士生活,一共三十六年。在他的作品中,始终体现出一种对祖国乡土的怀恋,他一直自称是捷克作曲家。然而在战后,他谢绝了来自祖国的一切邀请,最终客死他乡。按照他执拗的要求,他被埋葬在瑞士。作为对他最终意愿的嘲弄,他的祖国派来间谍,于一九七九年,也即是他逝世后的第二十个年头,成功地劫持了他的遗体,并隆重地将它埋在故乡的土地里。 贡布罗维奇在波兰生活了三十五个年头,在阿根廷二十三年,在法国六年。然而,他只能用波兰语写作,他的小说人物也都是波兰人。一九六四年当他居住在柏林时,有人邀请他回波兰。他犹豫了,最后还是谢绝了。他的遗体火化于法国的旺斯。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国生活了二十年,在欧洲二十一年(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美国二十年,在瑞士十六年。他改用英语作为写作语言,但对美国主题的把握仍稍稍欠缺。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俄国人物。然而,他明白无疑地再三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美国作家。他的遗体安息在瑞士的蒙特勒。 卡齐米日·布兰迪斯[79]在波兰生活了六十五年,一九八一年雅鲁泽尔斯基政变后他移居巴黎。他只用波兰语写作波兰主题的作品,尽管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已不再存在任何政治理由非要留在外国不可,他还是不想回波兰生活(这给了我时不时见到他的乐趣)。 从这偷偷的一瞥,首先揭示了一个移民作家的艺术问题: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在青年时代与在成年时代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作都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时就形成了。对一个医生来说,这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一个小说家,对一个作曲家来说,离开了他的想象力、他萦绕在脑际的念头、他的基本主题所赖以存在的地点,就可能导致某种割裂。他不得不调动起一切力量、一切艺术才华,把这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改造成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从纯粹个人的观点来看,移民生活也是困难的:他们总是在受着思乡痛苦的煎熬;然而最糟的还是陌生化的痛苦。德文词die Entfremdung[80]更好地表达了我想说的意思: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曾经于我们十分亲近的东西变得日渐陌生。对接受移民的国家而言,人们并不经受Entfremdung,在那里,过程是相反的:曾是陌生的东西渐渐地变得熟悉,变得可爱。一种处在它令人惊讶的、使人目瞪口呆的形式中的奇异,并不会在我们正追逐的一个陌生女人身上显现出来,而会在一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女人身上显现出来。只有在长期的游子生涯之后的回归故乡才能揭示出世界与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奇异。 我常常想起在柏林时的贡布罗维奇。我想起他拒绝再看到波兰故土。这是对那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怀疑吗?我不这么认为:波兰的共产主义当时已经开始式微了。文化界人士几乎全体一致地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他们将把贡布罗维奇的回国变成一次辉煌的凯旋。拒绝的真正理由只能是生存上的。而且是无法言说的。无法言说,是因为它太隐私了。无法言说,同时还因为它对他人而言实在太具伤害性了。有些东西人们只能埋在肚子里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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