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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第三时

  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这拥抱音乐史全部时代的意愿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年轻时会毫不犹豫地说:对我来说,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打开了通向远方、通向我以为无边无际远方之门的人。我想,为了这一现代艺术之无休止的游历,他一定会调动和召集起音乐史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

  现代艺术之无休止的游历?在此后至今的很长一段时期中,我失去了这一感觉。游历是短暂的。因此,在我关于音乐历史所经历的两个半时的隐喻中,我把现代音乐想象成一段简单的结束曲,一首音乐史的收场诗,一场历险之末的欢庆,一片日暮时分天际的红霞。

  现在,我犹豫了:尽管现代音乐的历史确是那么的短,尽管它只属于一两代人,因而它确实只配称之为一曲收场诗,然而就它无比的美而言,就它艺术上的重要性、它全新的美学观念、它综合的智慧而言,它难道不值得被称作一个完全独立的时代,称作历史的一个第三时吗?难道我还不应该修正一下我关于音乐史与小说史的隐喻吗?我还不该说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吗?

  当然,我要修改我的隐喻,我心甘情愿地做出订正,尤其是因为我偏爱这具有“日暮时分天际红霞”的形式的第三时,偏爱这我以为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即使实际上我只属于某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我的问题上来:斯特拉文斯基拥抱音乐史全部时代的意愿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形象追随着我:根据一种民间说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垂死的人会看到他度过的一生一幕幕地从眼前浮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欧洲音乐回忆起了它千年的生命;这是它走向一场永恒的无梦的长眠之前的最后一梦。

  §戏谑性改编

  我们得区别两种东西:一方面,是恢复一些被遗忘的往昔音乐之原则的普遍倾向,这倾向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作品以及他同时代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斯特拉文斯基某一次与柴可夫斯基,另一次与佩戈莱西[64],然后又与杰苏阿尔多[65]等的直接对话;这些“直接对话”,即对这部或那部原作、对这种或那种具体风格的改编,只属于斯特拉文斯基一人,我们在他同时代的作曲家那里实际上找不到这种手法(在毕加索那里却可以找到)。

  阿多诺是这样解释斯特拉文斯基的改编的(关键词由笔者用异体字来强调):“这些音符[指斯特拉文斯基使用了,比如在《普尔钦奈拉》中,不协和的、对和声来说十分陌生的音符。——米兰·昆德拉注]成了作曲家对习惯表达实施的暴力的痕迹,在这些音符中人们品味到的正是这一暴力,这一虐待音乐、几乎置它于死地的方式。假如说,不和谐音在过去是作为主观痛苦的表达,那么现在,它的刺耳就改变了价值,而成为社会约束的标志,其施动者正是抛出这些调式的作曲家。

  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别的材料,只有这种约束的标志,其必要性在主题之外,跟主题没有任何相同的尺度标准,只是从外部强加于它。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作品引起的巨大轰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作品无意识地、在唯美主义色彩之下,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培养了人们,某种政治上的东西很快就被有条不紊地强加到他们头上。”

  再概括地重述一遍:一种不和谐音如果作为“主观痛苦”的表达,那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众所周知,不讲他的痛苦,这在道义上是有罪的)中,这同一种不和谐音却是暴虐的标志;这种暴虐被拿来与政治暴虐进行对照(通过阿多诺式思想的短路碰发出的火花):由此,给佩戈莱西的音乐作品加上的不和谐音预示了(由此可以说,准备了)不久后的政治压迫(这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只可能意味着唯一的一件事:法西斯主义)。

  我自己也有过对过去某一作品进行自由改编的经验。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仍在布拉格时,我动笔根据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写了一出新编戏剧。狄德罗对于我是自由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的化身,那时我正经历着的对狄德罗的苦恋,是一种对西方的怀念(俄罗斯军队对我国的占领在我眼里代表了一种强行实施的反西方化)。但是,事情总是在不停地改变着它们的意义:今天我会说,狄德罗对于我是小说艺术第一时的化身,我的剧本是对早先小说家所熟悉的某些原则的赞扬;同时,这些原则于我是十分宝贵的:1)令人惬意的结构上的自由;2)放荡故事与哲学思考恒常的相邻关系;3)这些哲学思考非严肃的、讽刺的、滑稽的、震撼人的特性。游戏规则是明明白白的:我所写的并不是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改编,而是一出我自己的戏,是我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变奏,是我对狄德罗的致意:我对他的小说进行彻底的重写;尽管那些爱情故事仍重复了他的故事,但对话中的思考却更属于我;每一个读者都能立即发现,那里有一些在狄德罗笔下不可设想的句子;十八世纪是乐观主义的世纪,我的世纪已不再是了,我本人更不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的笔下,主人与雅克忘乎所以地大讲特讲在启蒙时代难以想象的阴郁的荒唐话。

  我在有了自己的小小经验之后,便只能把那些有关斯特拉文斯基如何粗暴、如何肆虐的话当作痴人说梦。斯特拉文斯基热爱他的大师如同我热爱我的大师。当他给十八世纪的旋律加上了二十世纪的不和谐音时,他也许正在想象,他使已在另一世界的大师感到惊奇,他把我们时代的某种重要事情吐露给大师,甚至他还逗乐了大师。他需要对他讲话,跟他谈谈。一部古老作品的戏谑性改编对于他,就好像是一种在世纪之间建立交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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