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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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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 我听着一首十二世纪巴黎圣母院学派的二声部的复调声乐曲:在低音部时值增长的节奏中,是一首古老的格列高利单旋律圣咏(一种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很可能非欧洲的圣歌),作为cantus firmus[60];在高音部时值稍短的节奏中,进行着复调化的对比性旋律。两种旋律——各自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彼此相隔好几个世纪——的这一交融拥抱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就像现实与寓言的结合,这就是作为艺术的欧洲音乐的诞生。一种旋律创造出来,被用来作为另一种十分古老、几乎难以溯源的旋律的对位;它在那里仿佛是一种次要的、从属性的东西,它在那里是为了衬托;尽管“次要”,中世纪音乐家的整个发明、整个工作全集中在它身上,被伴奏的旋律就像是从一个古老的保留曲目表里原封不动地重新找出来似的。 这种古老的复调曲式使我心花怒放:旋律是长段的,没完没了,难以熟记;它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的结果,它不像一种情绪的直接表达那样爆发出来;它具有一种精心制作、一种“手工技术”活、一种装饰的性质,这样一种工作不是为了让艺术家打开心灵之窗(如同安塞美所说,展现出他的“情感活动”),而是让他谦卑地美化修饰宗教礼仪。 我似乎感到,一直到巴赫,旋律艺术始终保持了最初的复调音乐家赋予它的这一特性。我听巴赫的《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柔板:就像一种cantus firmus,乐队(大提琴)奏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很容易记住的主旋律,并多次重复它;这时,小提琴的旋律(作曲家的旋律对抗都集中在这里)在其上飘荡,比乐队的cantus firmus时值更长,更富变化,更丰满,两者简直无法相比(然而小提琴的旋律却是从属于乐队的),这小提琴的旋律美丽、迷人,然却难以捉摸,难以熟记,对我们这些音乐史下半时的孩子们而言,它是那么奇妙地古老悠久。 在古典主义的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乐曲创作失去其复调特征,在伴奏的和声的音色中,各具特色的不同乐部的自治丧失了;尤其到了历史下半时,随着新的伟大发明交响乐队获得日益重要的地位,这种自治也就几乎丧失殆尽。曾经是“次要”的、“从属”的旋律一跃而成为音乐创作的第一乐思,支配了已变得面目一新的音乐结构。 于是,旋律的特征也改变了:它再也不是那一条穿越整个乐段的长线;它可以缩短为一种几小节长的曲式,成为非常具有表达力、非常浓缩的、因而也很容易熟记的曲式,它能够捕捉(或者刺激起)一种直接的激情(一种语义学的伟大使命也就史无前例地落到了音乐的肩上:截取并“确定”一切激情以及它们的细微区别)。正因为如此,公众喜欢把“旋律大师”的美名献给历史下半时的一些作曲家,献给莫扎特,献给肖邦,但很少有人献给巴赫或维瓦尔第,更不用说给若斯坎·德·普雷[61]或帕莱斯特里纳[62]。我们今天所流行的关于什么是旋律(什么是美的旋律)的观念,就是由古典主义时代诞生的美学所构成的。 然而,若是说巴赫的旋律不如莫扎特的旋律,那就不对了;巴赫的旋律只不过与莫扎特的不同罢了。在《赋格的艺术》中,著名的主旋律 ![]() 便是核心,从这一核心出发(如同勋伯格所说),一切被创造出来;但是《赋格的艺术》的旋律之宝并不在此;它是在从这主题产生并且成为主题的对位的所有旋律之中。我十分喜爱赫尔曼·谢尔欣[63]的乐队和表演,例如《第四号简易赋格曲》;他把它演奏得比通常速度慢一倍(巴赫本人没有标明作品的速度);在这缓慢的流程中,整个意想不到的旋律之美一下子就显了出来。巴赫作品的这一重新旋律化跟所谓的浪漫化(在谢尔欣的演奏中没有散板,没有追加和弦)毫无共同之处;我所听到的是历史上半时的真正本色的旋律,难以捉摸,难以熟记,难以缩减为一个短短的套式;这是一种以其不可动摇的泰然使我神魂颠倒的旋律(旋律的错综复杂)。一个人听到它不可能不大大地受感动。但这种激动与肖邦的夜曲所唤醒的激动是根本不同的。 这就好像,在旋律艺术的后面,隐藏着两种彼此对立的可能的意向性:好像巴赫的一段赋格曲在使我们对生存的超主观的美进行沉思的同时,又想让我们忘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激情、我们的忧愁,甚至我们自己;相反,好像浪漫主义的旋律想让我们沉湎在我们自身之中,让我们极其强烈地感到我们的自我,让我们忘却一切身外之物。 §为上半时恢复名誉的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 后普鲁斯特阶段的最伟大的小说家——我尤其想到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或与我同代的富恩特斯——对于十九世纪之前的、差不多已被忘得一干二净的小说的美学极其敏感:他们将随笔式的思考引入到小说艺术中;他们使小说构造变得更自由;为离题的神聊重新赢得权利;为小说注入非严肃的与游戏的精神;通过创造无意与社会身份相竞争(以巴尔扎克的方式)的人物来拒绝心理现实主义的教条;尤其是他们不想硬塞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幻觉,而这硬塞曾是整个小说史下半时的万能统治者。 所谓为上半时小说原则恢复名誉,其意义并不是回归到这种或那种仿古笔法,更不是对十九世纪小说的幼稚否定,这一恢复名誉的意义更为普遍:它要重新确定并扩大小说的定义;它要与十九世纪小说美学所做的缩小小说的定义唱一个反调;它要将小说的全部历史经验作为小说定义的基础。 我并不打算对音乐与小说做一个简单的对照,这两种艺术的结构问题是无法比较的;然而它们的历史状况是相似的:同伟大的小说家一样,伟大的现代作曲家(问题同样涉及斯特拉文斯基跟勋伯格)想拥抱所有世纪的音乐,重新思考、重新构建它整个历史的价值尺度;为达此目的,他们就必须把音乐历史的车轮从下半时的轨道中拉出来(趁这一机会,让我们一起注意:通常被贴在斯特拉文斯基身上的新古典主义的标签,是使人误入歧途的错标,因为,斯特拉文斯基最具决定意义的返古游历是向着古典主义之前的时代的)。由此产生了他们的迟疑:对随奏鸣曲而诞生的作曲技巧;对旋律的优越地位;对交响乐队的蛊惑人心的音色;然而,他们尤其拒绝看到,音乐的生存理由唯独只在情感生活的忏悔之中这一看法,在十九世纪成了一种权威观点,与同时代小说艺术中强求的真实性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假如说,这种对音乐的整个历史进行再阅读、再估价的倾向,对一切现代主义伟大音乐家来说都是共同的话(假如它真的如我想象的,是区别现代主义的伟大艺术与现代主义的哗众取宠的一把钥匙),那么,斯特拉文斯基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而且,我要说,是以夸张的方式)表达了它。而且,他的诽谤者的攻击也大都集中在这里:他致力于扎根在整个音乐历史中的努力,被他们看成是折衷主义,缺乏独特性,丧失改革性。安塞美说,他的“不可思议的多样化的风格手法[……]像是没有了风格”。阿多诺说得更带挖苦味: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只受音乐的启迪,它是“依据音乐产生的音乐”。 这是不公正的评判。因为,假如说,斯特拉文斯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俯身在整条音乐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灵感,那么这也不会损及他艺术独特性的一根毫毛。我不仅想指出,在他风格的种种变化后面,人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始终相同的个性特征。我还要说,恰恰是他在音乐史的旷野中的游荡,因而也可说是他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规模巨大的、独一无二的“折衷主义”,构成了他整个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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