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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感情的法庭

  音乐“无力于表现任何东西:一种感情,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心理状态”,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1935)中这样写道。这一断言(自然有些夸大其事,因为怎么可能否定音乐可以激发起感情呢?)随即得到明确的和更加细腻的解释:音乐的生存理由,斯特拉文斯基说,并不寓于它表达感情的能力。了解一下这种态度引起了什么样的恼怒是很有意思的。

  与斯特拉文斯基的话相反,认为音乐的生存理由就在于表现感情的坚定信念也许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然而,它是在十八世纪才被认为是居支配地位的说法,才被人们普遍接受,自然而然成为不言而喻之理。让—雅克·卢梭用一句极简单的话把它概括如下:音乐如同一切艺术那样模仿真实世界,但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模仿,它“不直接地再现事物,而在人们的心灵中激起当人们亲眼看到这些事物时所经历的同样的感情波澜”。这就要求音乐作品有一定的结构。卢梭说:“全部音乐只能由以下三要素构成:旋律或曰歌;和声或曰伴奏;速度或曰节拍。”我要强调:和声或伴奏。这就是说,一切都从属于旋律,旋律是首要的,而和声只是简单的伴奏,它“对于人的心灵只有很小的一点点力量”。

  两个世纪以后,现实主义的学说把俄罗斯音乐扼杀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学说对任何别的东西一概否定。他们指责所谓的形式主义作曲家忽略了旋律(意识形态的首长日丹诺夫很是生气,因为形式主义的音乐不能在音乐会散场后由口哨吹出来);他们劝勉这些人要表达“人类感情的一切类别”(而从德彪西开始的现代音乐则被斥责为不能表现这些类别);在表达现实世界所激起的人们内心感情的能力中,他们看到了(与卢梭完全一样)音乐的“现实主义”。(音乐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二个半时的原则被改造成教条以阻挠现代主义。)

  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最严厉最深刻的批评,当数特奥多尔·阿多诺[52]在他著名的《新音乐的哲学》(1949)中的批评。阿多诺描绘了音乐的状况,仿佛它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战场:勋伯格是正面英雄,代表进步(即便这里涉及的只是一种悲剧性的进步,是一个人们已无法再进步的时代),而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反面人物,代表复辟。斯特拉文斯基拒绝在主观忏悔中发现音乐生存的理由,这个观点成了阿多诺批评的靶子之一;在他看来,这一“反心理学的狂热”是“无动于衷地对待世界”的一种形式;斯特拉文斯基将音乐客观化的意愿是与粉碎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默契;因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庆贺的是人的个性的消灭”,仅此而已。

  卓越的音乐家、乐队指挥,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最初演奏者之一的恩斯特·安塞美[53](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我的生活纪事》中说:他是我最忠实最虔诚的朋友之一),后来却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无情的批判者;他的异议是根本性的,它涉及“音乐的生存理由”。在安塞美看来,“人心之中潜在的情感活动[……]一直是音乐的源泉”;在这“情感活动”的表达中,寓居着音乐的“伦理精华”;在斯特拉文斯基这样一个“拒绝让自身介入到音乐表现行为中去”的人身上,音乐“不再是人类伦理学的一种美学表现”;比如,“他的《弥撒曲》不是弥撒的表现,而是弥撒的画像,[它]完全可以由一个非宗教音乐家写出来,”由此而言,它仅仅带来了“一种现成的宗教感情”;通过如此的偷梁换柱法(以画像代替忏悔),斯特拉文斯基模糊地隐去了音乐的真正的生存理由,他所缺乏的仅仅是自己的道德义务。

  为什么这般猛烈地攻击?难道上一世纪的遗产浪漫主义仍还在我们心中反抗着它更完美更具后继能力的否定面吗?难道斯特拉文斯基竟要违背每一个人心中暗藏的生存需要吗?人们需要认为,湿漉漉的泪眼比干枯木然的眼睛要好,放在胸口上的手比插在衣兜里的手要好,宗教信仰比怀疑论要好,激情比泰然要好,忏悔比知识要好,不是吗?

  安塞美从批评音乐转到了批评作者:如果说斯特拉文斯基“没有把或者干脆就不想把音乐当作他自身的一种表现行为,那也不是出于自由的选择,而是出于一种他本性上的局限,出于他情感活动的缺乏自主(这里且不说是出于他心灵的干枯,唯有当他需要爱上什么东西时,这心灵的干枯才会暂告结束)”。

  真见鬼!安塞美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最忠诚的朋友,他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心灵干枯又知道些什么?他这个最虔诚的朋友对斯特拉文斯基的爱的能力又知道些什么?他从哪里得出的这样一种信念,非认定心灵比头脑在伦理学上要高贵得多?卑鄙无耻的作为,在心灵的参与下和在没有心灵活动的干预下,不是同样都做得出来吗?双手沾染了鲜血的狂人,不也能夸夸其谈地吹嘘自己崇高的“情感生活”吗?是不是有一天,人们能够最终摆脱这愚蠢的感情审判,摆脱这心灵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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