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外国作品 > 被背叛的遗嘱 | 上页 下页 |
| 一三 |
|
|
|
§三 假如没有布洛德,今天我们甚至连卡夫卡的名字都不可能知道。在他的朋友卡夫卡死后,布洛德立即就出版了他的三部小说。没有任何的反响。于是他懂得了,要想推出卡夫卡,他就得打一场真正的持久战。推出卡夫卡,就是指出版他,介绍他。从布洛德这方面来说,他发动了连珠炮式的进攻。他为之作序的作品有:《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一场战斗的描述》(1936)、日记与信件(1937)、短篇小说集(1946)、与雅努赫的《谈话录》(1952);经他改编成戏剧的有《城堡》(1953)、《美国》(1957);尤其是他写了四本介绍卡夫卡的重要的书(请注意它们的题目):《弗兰兹·卡夫卡,传记》(1937)、《弗兰兹·卡夫卡的信仰与教育》(1946)、《弗兰兹·卡夫卡,指引道路的人》(1951)、《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 由于所有这些作品,《爱的神奇国度》中粗粗描就的形象得到了证实与发展:卡夫卡首先是一个宗教思想家,der religiöse Denker。他确实“从来没有给他的哲学和他的宗教观做一个系统的解释。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根据他的作品,尤其根据他的格言、诗歌、信件、日记,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后者)推断出他的哲学思想来”。 还有:“假如不区分清楚卡夫卡作品中的两股潮流,人们就不可能懂得他的真正的重要性:1)他的警句格言,2)他的叙述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 “在他的警句格言中,卡夫卡展示了‘das positive Wort’,正面之话,他的信仰,他那要求改变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的严肃召唤。” 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他描述了专门为那些不想听从话语(das Wort)的召唤、不沿着正确道路走的人而准备的可怖的惩罚”。 请记住层次:最上面是作为楷模的卡夫卡的生活;中间是格言,也就是说,他的日记中的一切有“哲学味”的、警句式的段落;下面是叙述作品。 布洛德真可谓是一个具有非凡精力的优秀知识分子,一个准备为别人而拼搏的慷慨者;他对卡夫卡研究的投入是热情而无私的。不幸之处仅仅在于他的艺术定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形式的酷爱;他的小说(他曾写了二十来部)是俗套中的俗套;而且他对现代艺术尤其一窍不通。 那么,为什么卡夫卡还那样喜爱他呢?兴许,当你们最好的朋友一门心思写一些糟糕的诗句时,你们会不再爱他吧? 然而,一旦那个写糟糕诗句的人开始出版他诗人朋友的作品时,他就会变得危险万分。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毕加索最权威的阐释者是一个甚至连印象派艺术都不懂的画家,那么他对毕加索的画作会说些什么呢?也许他会说布洛德在谈到卡夫卡时说的相同的话: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专门为那些不沿着正确道路走的人而准备的可怖的惩罚”。 §四 马克斯·布洛德创造了卡夫卡的形象和他作品的形象;他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尽管卡夫卡学家们喜欢跟他们的这位鼻祖拉开距离,他们还是无法走出他为他们划定的界限。尽管他们的作品浩瀚无垠,卡夫卡学仍然以多如牛毛的异文没完没了地发挥同一篇讲话,同一个思辨,这思辨已越来越独立于卡夫卡的作品,仅仅靠自己来哺育自己。通过不计其数的前言、后记、注释、传记、专题论文、大学讲座、博士论文,它制造并维持卡夫卡的形象,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 并不是所有有关卡夫卡的文字都属于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以逻辑上的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旨在将卡夫卡作卡夫卡学化的学说。以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1)以布洛德为榜样,卡夫卡学没有把卡夫卡的书放在文学史(欧洲小说的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而几乎仅仅是放在传记式的微观背景中。在布瓦德弗尔和阿尔贝雷思的专题论文中,他们强调了普鲁斯特拒绝对艺术作传记性解释的观点,但这只是为了说明,卡夫卡绝对是一种规则上的例外,他的书是不能“与他本人分开的。不管他书中的主人公叫什么,约瑟夫·K.,洛翰,萨姆沙,土地丈量员,本德曼,歌女约瑟芬,绝食者或空中杂技演员,都只是卡夫卡本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传记就是理解作品意义的金钥匙。最糟的:作品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理解传记的一把钥匙。 2)以布洛德为榜样,在卡夫卡学家笔下,卡夫卡的传记成了圣徒传记;在一九六三年于利布里斯[28]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罗曼·卡斯特以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夸张话结束了他的报告:“弗兰兹·卡夫卡为我们而生活,为我们而受苦!”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圣徒传记:有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孤独的牺牲;有左派的:卡夫卡“经常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并且“十分关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根据一个有谎言癖的证人,总被引用,未经证实)。在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伪经,古斯塔夫·雅努赫的《谈话录》便是。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牺牲行为:卡夫卡的原意是让人毁掉他的作品。 3)以布洛德为榜样,卡夫卡学把卡夫卡系统地逐出了美学范畴:或者作为“宗教思想家”,或者往左赶,作为艺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其“理想藏书只包括工程师或机械师的书,以及法学家的书”(见德勒兹和伽塔里的卡夫卡评传)。它孜孜不倦地考察着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与尼采、与神学家们的关系,但是忽略了小说家与诗人。甚至加缪在他的随笔中也没把卡夫卡当作一个小说家,而是当作哲学家来谈论。人们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私人文字和他的小说,但明显地偏爱前者。我只是随便以当时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加洛蒂关于卡夫卡的随笔为例:他谈到卡夫卡的书信有五十四次,谈到他的日记有四十五次,雅努赫的《谈话录》有三十五次,短篇小说有二十次,《审判》有五次,《城堡》有四次,而《美国》却没有一次。 4)以布洛德为榜样,卡夫卡学忽略了现代艺术的存在;仿佛卡夫卡并不属于那一代伟大的革新家。事实上,这个时代革新家辈出,斯特拉文斯基[29]、韦伯恩[30]、巴托克[31]、阿波利奈尔[32]、穆齐尔、乔伊斯[33]、毕加索、布拉克[34]都同卡夫卡一样出生于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三年间。在五十年代,当有人想寻找卡夫卡与贝克特的艺术血亲关系时,布洛德当即就怒声抗议:圣伽尔塔跟那个颓废作家没有共同之处! 5)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分析作品的价值:作品揭示出的直至那时仍然不为人知的生存的种种面貌、给艺术的进展带来影响的作品的美学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阐释。作为那样的一种研究法,它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恐怕只能找到一些寓意。它们是宗教的(在布洛德看来:城堡=上帝的恩宠;土地丈量员=寻觅神的新的帕西法尔[35];等等,等等);它们是心理分析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丈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它们是政治的(奥逊·威尔斯[36]的《审判》)。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卡夫卡学并不寻求被一种巨大的想象力改变了的真实世界;它破译宗教密码,它阐释哲学寓言。 |
| 虚阁网(Xuges.com)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