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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裘洛极力掩饰了自己的水土不服,表现得很得体。她知道井宇和她一样,或许更甚,他是在乡下长大的,日后不管已见过了多大的场面,内心也不免有一番哀愁。他们第一次从老霍家出来,她问了井宇,是不是将来做到老霍的职位,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迫不及待地问出这个问题,也许只是为了和这幢房子拉近一点距离,但问题一出口,连她自己都感觉到内心的渴望。井宇说,是吧。他迟疑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这幢房子的不真实。但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它又是那样真实。

  后来,裘洛就变得很害怕来老霍家。当他们花一整个晚上的时间讨论桌上那只明代古董花瓶时,她会忽然产生站起来,把它摔在地上的邪恶念头,以此来证明自己有那个剥下皇帝新衣的小孩似的勇气。可是她没有。她有的只是挥之不去的邪恶念头,搅得她坐立不安,必须用很大的力气将自己摁在座位上。每当这样的时候,她都会哀怨地看一眼井宇。可是没有一次,他接住她的目光。

  她在憎恶一种她渴望接近和抵达的生活。最糟糕的是,并不是因为嫉妒。她很快就放弃了把这些告诉井宇的打算,为了维系辛苦的工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并且充满欲望地看着这个目标,动摇这个目标,相当于把放在狗面前的骨头拿走,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保持缄默,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知道,他们的理想已经分道扬镳。与分手、分居、分割财产相比,理想的分离不费吹灰之力。

  她来到老霍家门口,听到屋子里一团笑声,心生怯意,不想在众目睽睽下走进去。她想或许可以在这里安静地站一小会儿。她看着停在旁边的三辆黑色轿车。忽然认不出哪辆是井宇的,绕到车后看了车牌号码才确定。它们是如此相似。

  一个女孩从远处走过来。是老霍的女儿,才只有十四岁,身体已经胀得很满。她犹豫着是否要和她打招呼,最后还是仓促地把头低下,拿出手机,装作准备打电话。女孩走到跟前,看着她,问:

  “你为什么不进去呢?”

  她的语气有些硬,仿佛有种挑衅的意味,裘洛很生气,差点脱口反问,我为什么要去呢。但她忍住了,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继续低头按手机。

  女孩走进去,把门关上。裘洛知道自己必须得进去了。她刚想按门铃,门开了。客人们走出来。老霍的太太轻轻拍拍她的肩:

  “你来啦。进来坐会儿吗?”

  裘洛笑着摇头。大家看到她,也纷纷和她打招呼。井宇在门口换完鞋子,也走出来,把车钥匙递给她。

  送他们上车的时候,老霍的太太捻了捻她身上的薄衬衫,“冷不冷呀,就穿这么一件。”

  “看到你,就觉得冷了。”裘洛指着老霍太太身上披的貂毛披肩,笑吟吟地说。

  井宇在车子上睡着了。裘洛拧开车上的音乐,是个很悲伤的男人在唱歌。她从来没有听过,这张唱片不是她买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井宇自己醒了,打开车门,拎着西装径直走到车库的电梯门前。她从背后看着他,觉得他已经身在她离开之后的生活里了。

  他们都没有让这个夜晚变得更长的打算,所以他们没有做爱。她到第二天拖着箱子走出家门的时候,才感觉到一丝遗憾,像是少带走了一件行李。

  裘洛一直认为最后一夜肯定会失眠。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她睡着前,转过脸看了一眼井宇。最后一次,却没有觉察到任何悲伤。在此之前的那些夜晚,她总是这样看着他,独自进行着离别的演习。演习了太多遍,悲伤递减,最后甚至开始不耐烦。谁会知道她必须离开的原因,只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想象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必须成真,否则生活就是假的。

  小菊

  第二天,小菊上午没什么活,下午要去一趟邮局,就来得比较早。走进公寓楼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拖着箱子往外走的裘洛。裘洛看到她,神情错愕了一下。

  “要出差啊?”小菊问。

  “嗯。”裘洛停了一下脚步,又继续向外走。

  小菊以为会有什么话要交代,就一直回身看着她。她越走越快,拦住了一辆刚卸下客人的出租车。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让小菊相信:裘洛可能不会回来了。

  小菊打开房门,脱掉鞋子,开始干活。她在厨房洗咖啡杯,脑中还不断想着裘洛离开的问题。她丢下洗了一半的咖啡杯,擦干净手,到卧室和书房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留下的书信或者字条。她想,也是的,明知道保姆干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谁还会把信或者字条留在表面的地方呢。再说,或许男主人知道她要走的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菊还是更倾向于男主人不知道。她又去看了衣柜、梳妆台。衣服满满当当,乍看好像没有少,化妆品也几乎没带走,首饰盒里的项链、耳环、戒指也都在。她想得有点累了,最后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出差几天那么简单。

  从裘洛家出来,小菊搭公车去邮局。途中德明打来的三个电话,都被她挂掉了。她实在不想在车上对着他大吵大喊。到了邮局门口,电话又响起来。她接起来:

  “别再催了,我已经在邮局门口了。”她气急败坏地挂掉电话。手机终于没有动静了。

  邮局里有许多人在排队,最长的一列就是汇款的。站在她前面的女孩,梳着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发髻,手里捏着一个长得完全不像钱包样子的小布袋。一看就知道也是个保姆。她再往前看,觉得至少还有两个都是。她奇怪为什么都是女人来寄钱,是不是她们家里的男人也都和德明一样。

  德明从去年秋天起,就没有在外面干活了。一开始是因为家里要盖房子,可等房子盖好了,他也没有要出来干活的意思。小菊倒不是要让他来北京。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小学了,有个人离家近一点还可以管管她。德明自己也不喜欢来北京,去年来待了不到半年,那个工程队一解散,他就走了。小菊只是希望他去绵阳,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都能回家。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他去了半个多月。后来接连下了几天雨,工程暂停,他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去,整天和几个人凑局打牌,而且他们打牌,输赢肯定是要算钱的,否则就觉得没意思。小菊每次打回去电话,他总会说:

  “我早晨起来一看,天阴得厉害,怕是要下雨……”

  “所有的云彩都压到你四川去了啊?”小菊气呼呼地吼他。

  他也总还有他的道理,说今年气候反常,看样子闹点什么灾事,没准会是有个特大暴雨或者泥石流。小菊说,你还会看天象了不成?他们就这样吵到不可开交,两个人都嚷着要离婚。隔上一个星期,小菊的气消了,打回去电话,那边仍旧是天气不好。他们又开始争吵。这样周而复始,小菊也还是每个月往家里汇钱,但从两个月前,她开始把多赚到的一点给自己留下来。这次是还不到一个月,德明就来催她汇钱。她盘问了很久,他才说是把钱借给表哥盖房子了。他们又吵起来。小菊在电话里骂得很凶,但也还是又到邮局来了。

  小菊想想就觉得委屈。她自己在外面干活,倒不觉得苦,不像有些人,来了很久都想家,念起孩子就掉眼泪。她很快就适应了,觉得在北京也有在北京的好,还买了一台旧电视,晚上回到住处可以看看韩国电视剧,偶尔也到市场买点鱼虾自己烧着吃。她也不怎么想孩子,偶尔打打电话,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可能就是因为她在哪里都可以过,就越发觉得要这样一个窝囊的男人有什么用,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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