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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警察有两类,你知道吗?一种是会吐的,另一种不会。那个家伙甚至连鼻子都不遮一下。”

  “所以他一直都在那里?”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不是吗?他可以他妈的确定我们没有偷懒,就为这么回事。”

  另一个人吃吃地笑着,然后喝了一口啤酒。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要问什么?”

  “你抬起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底下有任何东西?任何物品?”

  “会有什么东西吗?”

  “像一把自动手枪,或是左轮。”

  那个人突然大笑起来。

  “枪或左轮,”他高声说,“这有什么差别?”

  “左轮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枪膛,而且是用机械装置带动的。”

  “就像牛仔带的,哦?”

  “没错,就像那种。这是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武器压在死者身体下面。”

  “你听好,组长,这个家伙是个中年人。”

  “中年人?”

  “是啊,大约死了两个月。”

  马丁·贝克点点头。

  “我们把他抬到塑胶布上面,然后我把盖布的边封起来,亚那就清扫地板上的那些蛆。我们通常会把它们丢进一个装有杀虫剂的袋子里面,当场解决它们。”

  “哦?”

  “所以如果亚那用竿子清扫的时候,他一定会注意到,是吗?”

  亚那点点头吃吃地笑着,最后一滴啤酒也流进了他的喉咙里。

  “我当然会看到。”他咳了一下。

  “所以……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何况那个巡逻警察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事实上我们把尸体放到锌盒里面离开之后,他还在那里,对吧,亚那?”

  “我跟你打包票。”亚那说。

  “你似乎相当自信。”

  “真的吗?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在那个客户的身子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嗯,除了一块漂亮的cynomyia mortuo'rum(为拉丁文)。”

  “那是什么?”

  “尸虫。”

  “你确定?”

  “相当确定。”

  “谢谢。”马丁·贝克说。

  然后他就离开了。

  那两个穿着灰色工作服的男人继续聊着。

  “你把他给唬倒了。”亚那说。

  “怎么说?”

  “就是刚才讲的希腊文啊!他们这种大人物总是认为我们这群没有用的人,除了包一包腐烂的尸体之外什么都不会。”

  前座的行动电话响了。亚那拿起电话,抱怨了一下,然后放下来。

  “真该死。”他说,“又一个混帐把自己吊死了。”

  “哦,这样。”他的同事说。

  “老实说,我一直不了解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吊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

  “唉,算了吧,快走啦。”

  就技术上来说,马丁·贝克至今才弄清楚有关保斯街上这个神秘死亡案件的一切细节,至少已经弄清楚警方采取了哪些调查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拿到弹道调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虽然他花了不少功夫调查死者,但是有关斯维瓦这个人,他知道的还是很少。

  星期三攻击莫斯壮和莫伦住所的那件事,马丁·贝克并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有关银行抢劫或那些特别小组有什么困难和难言之隐。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星期二下午在查访斯维瓦的房子之后,他曾经到昆斯荷曼街的中央警察局,在那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空招呼他。因此他就到国家警察局去。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谣言,刚一听到他觉得很荒谬;但是在仔细地思考过后,他觉得很难过。

  谣传说他要高升了。但是做什么?督察长,委员,区长?也许只是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钱、朋友比较多吧?

  然而这不是重点,大概这些假设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闲话。

  他最近一次调升是在一九六七年,担任刑事组长;但是没有理由被调到更高的位子上。如果是在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地他可能在四或五年里再次调升。

  每个人都知道,在官僚体系下,你必须彻底熟捻关于薪水和升官这类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抱着嫉妒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别人的机会。

  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的?在背后一定有些理由。但是是什么?就他的想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可能是他们要让他当不成国家刑事小组的头头;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他丢进官僚体系之内,让他坐进楼上那些位子——毕竟这是最常见的用来除掉不顺眼或明显没有能力的官员的办法。然而这不大可能。没错,在国家警察局里他有些敌人,但是他对他们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大概就势必要让库尔保升官来接他的位子,而这是他们相当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就比较有可能了。但是不幸地,这种想法是会使所有人颜面尽失。十五个月前他经历了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危机,也是瑞典近代历史中惟一一个老警官曾发生的事——被一个所谓的罪犯开枪击中。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许多注意,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视他为圣人,虽然他没有那么清高。然而众所周知的,在警察圈中,英雄就如凤毛麟角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夸大了这出戏的剧情的原因。

  所以,现在有个英雄在面前,他们能拿这个英雄怎么办?他已经获得了一面奖章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让他升官了。

  马丁·贝克自己曾经有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一九七一年四月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老早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做错了。不只是道德上,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他也了解在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前,他的许多同事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的行动就像个白痴,所以才会被击中;而且就因为如此,他们到现在才肯给他一个比较高、要负责任的位子。

  他在星期二傍晚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然而一回到维斯保加他的书桌前坐下,他立刻就不再想它了。星期三,他冷眼、无情但却有系统地投入斯维瓦这个案子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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