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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不错，她是可瑞相当好的朋友，在美国就认识她了，你不知道吗？” 　　“我半点儿都不知道呀，”我说：“对于这一家子我认识得太少了。” 　　我望着葛莉娜。 　　“你不知道可瑞认识哈劳黛吗？” 　　“我想没听见她谈起过，”葛莉娜说：“所以哈劳黛那天没有来。” 　　“当然啦，”我说：“她和你坐火车去伦敦嘛，你们要在查德威市场车站见面——” 　　“是呀——她当时却不在那里，我刚刚走了以后，她打电话到这里来；说没料到会有美国的客人要来，她不能离家。” 　　“我奇怪，”我说：“那位美国客人会不会就是可瑞。” 　　“显而易见，”白鲁朋说，摇了摇头：“似乎一切都搞拧了，”他继续说道：“我知道验尸延期了。” 　　“不错。”我说。 　　他喝完了自己那一杯站起身来。 　　“我不想留下来使你再麻烦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我能效力的话，我就住在查德威市场的庄严大饭店里。” 　　我说只怕他所能做的没有什么，但还是谢了谢他。他走了以后，葛莉娜说： 　　“我奇怪，他要的是些什么！为什么要来呢？”然后刻薄地说：“我巴不得他们都回到自己来的地方去。” 　　22 　　我在“吉卜赛庄”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留下了葛莉娜替我管庄宅，而我却准备启程到纽约去，把那边的事情结束，参加爱丽最最庞大的镀金葬礼，心中不免有几分害怕。 　　“你会进入非洲的丛林里，”葛莉娜警告我：“自己要小心哟，可别让他们把你活生生剥了皮呀。” 　　这一点她说得很对，那是处非洲丛林，一到那里就感觉出来了。我对丛林并不认识——不认识这一种丛林。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自己是猎兽，而不是错人；在我四周的人都在树丛中，用枪瞄准我。有时候，我能自己想象得出很多事情来，有时，我的猜疑得到证实。我记得到厉安德替我找的那位律师那里去（他是个最为文质彬彬的人，对待我就像是位全科大夫）。我得到过别人的忠告，要我摆脱一些矿产区，说那些矿区的地契不太分明。 　　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我说是劳斯坦。 　　“这个，我们一定要调查一下，”他说：“像劳先生那样的人应该知道的。” 　　事后他向我说， 　　“您的地契没有半点儿不对，当然按照他对您的劝告，要在匆匆忙忙中把这片地皮卖掉并没有道理，还是不要卖地吧。” 　　当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自己的想法对了——每一个人都用枪瞄着我呢，他们全都知道，我一涉及财务的事情就是一个傻蛋了。 　　丧礼极其隆重，而我以为，相当恐怖，就像我在前面所推测的——镀金。在墓地里，一大堆一大堆的鲜花，墓地本身就像是一处公园，有钱人的哀悼装饰，都用大理石的墓碑来表示。我有把握，爱丽很讨厌这个，但我认为她的家人对此乐此不疲呢。 　　我到纽约四天以后，就接到了京斯顿区的消息。 　　黎老太婆的尸体，在山那面一处不用的石坑里找到了，已经死去了好几天。那处地方以前发生过好几次意外。一直说要在那里设护栏——却什么都没有安设过。判断是意外致死，向镇公所又作了建议，在那里装设护栏。在黎老太婆的农舍地板下，找到了藏着的钞票，有三百多英镑，全都是大钞票。 　　费少校在后面又附加了一行，“我敢说你听到了哈劳黛昨天打猎时坠马死亡的消息，一定会很难过的吧。”哈劳黛——死了吗？简直不能相信嘛！使我大为震惊。两个人——就在两周以内，先后死于骑马出事，这似乎像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巧合吧。 　　我并不想延长待在纽约的时间，在这个外国的环境中，我是个生客；一直都觉得对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非小心不可。我所认识的爱丽，完全属于我的爱丽，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我看起来，她只是个美国女孩，家财殷富的千金小姐，周围都是朋友、各种关系的人士和远房亲戚，一个在这儿生活了五代的家庭，她从那里来，就像彗星般，掠过我的土地。 　　现在她回来了，归葬在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一起，这样也使我很高兴，如果在村庄外松林底下端端正正的小坟地里，我决不会觉得自自在在；不会的，我决不会自自在在。 　　“爱丽，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我对自己说道。 　　不时，她伴着六弦琴时常唱的歌，那时时唱起的小小曲调，在我心中响起，我记得她的手指头在琴弦上轻捻慢拨。 　　“朝朝复夜夜， 　　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 　　我想：“对你都是真的，你生而甜蜜欢畅，在‘吉卜赛庄’，也有甜蜜欢畅，只是不够长久啊。现在已经过去了，你已经回到了或许并不太欢畅的地方，也并不快乐的所在。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你在这里回到了家，回到自己的亲人之间了。” 　　突然间我想到，一旦我死去的时候来临，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在“吉卜赛庄’吗？可能。母亲会来亲视含殓——如果她老人家还没有死的话，但我却不能想到母亲的死，想起自己的死还要容易得多。不错，妈妈会来看着我下葬；或许她老人家脸孔上的严厉不会松弛吧。我的思绪离开了她，不要想她了，不要接近她，不要看见她了。 　　最后这一项却不是真的，倒不是见到她老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一向都是她老人家看得见我，眼光着穿了我，那种急切的眼光扫过，就像瘴气般把我团团围住。我心里想：“做娘的都是鬼！”为什么她们一定要为子女打算？为什么她们觉得对子女的一切都知道？她们不知道，她们不知道！她应该为我而得意，为我而快乐，为我到了目前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而快乐呵。她应该——”然后我又把思绪从妈妈身上移开。 　　我在美国过了多久？自己都没法儿记得起来了，被许许多多面带假笑、眼光中充满敌意的人所注视，就像注定得步步小心的一个世纪似的。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要熬过去——那时——”这就是我常用的两个字儿，也就是说，在内心中常用的字儿，每一天要用上好几次。 　　每一个人都走出来要对我好，因为我富了！在爱丽遗嘱的规定里，我成了极富的富翁；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多投资自己都不懂－－股东啦，股票啦；至于要拿所有这些做些什么，更是半点儿都不知道。 　　回英国去的前一天，我和厉安德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他在我的内心中一向就是－－厉先生，从来都不是安德伯伯。我告诉他，我要把我对劳斯坦的金额退出来。 　　“真的吗？”他那灰白的眉毛扬了起来，精明的眼睛，硬梆梆的面孔望着他，我不知道他这一声“真的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你觉得这么做对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猜想，你有很多的理由吧？” 　　“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找到理由。一种感觉罢了，就这么回事；我想可以对你无话不谈吧？” 　　“当然啦，与当事人的通信是不会公开的。” 　　“好吧，”我说，“我只觉得他是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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